摘要：杜甫在唐人中存在较强的破体意识,喜“以古入律”。他将古诗中常见的首尾联同字、虚词的高频使用、以议论写时事等技法引入律诗,同时将汉魏古诗精神融于律诗内核,使古体诗和律诗于互相碰撞中产生新火花。“以古入律”是杜甫基于现实考量而作的创新尝试,一方面是为丰富律诗的艺术表现手段,另一方面则是为革除律诗自产生以来出现的种种弊病,此外,还与其精研诗歌及文学思想息息相关。杜甫“以古入律”的实践有重要的诗史意义,它对于杜甫诗歌自身、中唐“以古入律”风尚乃至中国诗歌史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前人对杜甫“以古入律”的研究多集中于其七言律,对其五言律的关注则稍显不足,事实上杜甫的五言律亦存在明显的“以古入律”特征,只是“以古入七律”更多地体现于形式层面,而“以古入五律”则更突显于精神层面。

摘要：当前互联网正面临又一次送代升级,无论是元宇宙还是全真互联网,都是对新一代互联网的描述和命名但由于它尚未完全实现,因此很多讨论并非立足现实,而是依据文学、电影、游戏等想象性本文。弗洛·文奇发表于2006年的科幻小说《彩虹尽头》描绘了一个已经进入元宇宙的时代,作家从生活场景、个体存在方式、社会交往几个方面展现了元宇宙时代的社会图景。这幅社会图景并非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简单混合,而是一种由科技发展和现实观的改变引发的人类存在方式的深层革命。

摘要：面对20世纪新的人类历史境遇--一战及其遗留的战后精神"荒原",传统的叙事、抒情手法已无法满足表现人们内心荒芜感的目的,作家们在不同程度上遭遇表述危机。作为现代诗人的艾略特与蒙塔莱,采取的创作策略在同时代作家中具有典型性。二者分别采取寻找"客观对应物"和象征的艺术手法,赋予城市和自然意象以现代性的空间功能,表征了破碎与充满危机的战后世界。同时,诗人们大胆否定单一、线性时间的进步意义,运用现代性的时间观,将战后的精神重建寓于现代主义的审美表达中,重塑了时间秩序与现实价值,在诗歌领域完成了尝试与革新。

摘要：儿童文学诞生之初主要依靠民间文学一步步发展,通过整合民间文学的资源完成自身构建,民间文学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提供了文学形式、艺术精神、价值尺度等方面的滋养。随着中外儿童文学交流对话的深入以及本土儿童文学自身范式的建立,中国儿童文学逐渐呈现出与民间文学渐行渐远的趋势。在模仿西方幻想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困境中,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血缘关系使其成为突围方式之一,有利的民间文学因素在这片沃土上实现了精神与审美的现代性创化,有利于给中国儿童文学打上童年精神底色,提高中国儿童文学的辨识度。

摘要：作家、艺术家,特别是优秀的艺术家,与平凡的芸芸众生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心灵,或谓之"眼睛"。许多为芸芸众生津津乐道的人与事,在作家那里可能只是过眼云烟;反之,在前者的心灵眼睛中稍纵即逝的事物,作家却会去紧紧把握,经过咀嚼提炼并给予艺术表现,给世人留下精神财富。在古今中外浩瀚的文学篇章中,最具文化哲学意蕴并能经久不衰的莫过于生与死的价值观,也就是对人我生存和生命的理解及表现所达到的高度与纯度,对生存生命的困惑与追问。鲁迅与老舍,都在这里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值得继承的精神财富。

摘要：清人冯浩所作《玉谿生诗集笺注》为有清一代笺注李商隐诗文最为精审详备的注本,此书在以史证诗、名物考证方面极为详尽,但其笺评常被人诟病过于穿凿附会。究其原因,乃是冯浩以朴学考据法注解李商隐诗:他以求实的方法将义山年谱与以史证诗相结合,辨析前代注李谬误,立足诗人所处时代,故而其注文更加贴合李诗本意;李诗征事博奥,冯浩以求真的思想,引用多类书籍注诗,义山诗中名物典故、山川地理、释老儒法等,皆一一引证清楚,从而使得其注文博通晓畅与李诗相得益彰。其笺注的“穿凿附会”之感,一方面是由于冯浩以考据法注李诗,难以与李商隐诗表情达意的审美完美平衡,一方面是由李诗隐晦感伤、纡曲诞漫的艺术特点所决定的,不应以此贬低冯注的学术价值。因此,应将《玉谿生诗集笺注》纳入清代朴学考据著作的范围之下来进行研究。

摘要：文章首次提出“中国西部独特艺术”的概念,并对其内涵与外延作了界定。对西部独特艺术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初步归纳和分类,对其价值意义和研究思路做了思考,提出了基本看法。

摘要：《剪灯新话》内容新奇,文笔雅致,语言极具艺术价值。书中包含许多隐喻现象,其隐喻类型十分丰富,既有单向隐喻也有逆向隐喻,映射的目标域既有心理域、人际域、事态域、时间域、环境域等较为抽象的目标域,也有人体域和其他事物域等较为具体的目标域,呈现出多样化、交叉性的特点。《剪灯新话》中隐喻的使用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增强了语言的含蓄意味,二是突显了语言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两个成分是否具有相似性、显著度的高低以及人们的文化习惯、思维方式,对隐喻的使用形成了制约影响。

摘要：明清章回小说、晚明拟话本小说与宋元话本,其叙事大多具有"楔子—正文"之结构。而自宋、金以来的戏曲,也多有"楔子—正文"之结撰模式。白话通俗小说的"楔子—正文"格式,受到了俗讲变文、押座文等讲经弘法模式之影响;而辽宗教剧、金院本、诸宫调、蒙元杂剧等则深受梵剧之影响。在古代中国小说和戏曲的发展过程中,它们互相取材,彼此影响。而佛家的弘法范式与梵剧的"楔子—正文"演出结构皆源自于古印度的说唱艺术。

摘要：吴中文化和高启独特的人生经历,共同构筑了高启《庄子》接受的特色。他在思想上认可,并在行为上实践了《庄子》关注个体生命、珍视生命价值、安命平和、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在创作上,山水、游仙题材的诗作和清丽自然的诗风,是高启在庄子思想参与下形成的审美趣味,艺术地体现了高启对《庄子》的接受;而艺术化的人生模式,则是高启在思想、行为、个性、创作等方面对《庄子》接受的深度、综合呈现,也是高启精神上切近庄子精髓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