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1年5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作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的重要战略部署,8月20日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案,将“三孩政策”纳入基本法,宏观确立了三孩的配套措施。当前,我国人口总量与预期目标尚有差距。其主要原因是养育成本居高不下,经济压力成为生育意愿提升的主要掣肘。个税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对于减轻家庭育儿经济负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现行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在扣除方式、扣除标准以及扣除项目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由此,本文建议采取据实扣除与定额扣除相结合的扣除制度,依据年龄、地域、家庭结构差异细化扣除标准,并将教育支出以外的其他生计费用纳入扣除范围,以期实现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与“三孩政策”的配套衔接。

摘要：男女两性就业机会、获取报酬、晋升等平权是男女平等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一直以来,女性在孕、产、哺乳期阶段的就业、酬劳、晋升仍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虽然我国立法对女性就业保障有系列规定,尤其是2018年针对女性在孕、产、哺乳期的就业歧视,有关部门颁布了具体细致的“禁令”,其核心要义是让全面二孩政策付诸落实。但专门立法的缺失、现行立法的零散及层级低下无法有效应对当下生育意愿低迷,进而影响人口出生率低下的现象。应当以人口红利衍生的性别红利理论为导向,结合我国港台地区推进就业平等的立法经验,以此构建推进性别平等、追求性别红利,最终提升人口数量的法律制度。

摘要：各国因其历史进程不同,外观设计专利的确立方式及保护形式不同,对于外观设计的定义也不同,但外观设计特征基本相同。对于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标准,美国在不同的案例中确立了不同标准。最早确立了普通观察者测试法标准,后来在另一案例中确立了新颖点测试法标准,但在2007引入新标准后,在2008年于新颖点测试法标准一起废除,确立了考虑在先设计的普通观察者检测法标准。我国判定标准始于1999年,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之后,已经确立了与考虑在先设计的普通观察者检测法标准相差不多的设计特征与"整体比较"标准。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社会转型,未成年人养育成本日渐攀升,尤以城市最为明显。因传统观念与国家的立法政策均将未成年人养育的负担交给家庭内部,导致家庭对昂贵的养育成本不堪重负。虽然全面二孩立法推行已逾3年,但是人口的出生率并未达到我国人口规划的目标,其根本原因是国家对养育分担制度的设计缺位,养育成本的不断上扬成为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严重桎梏,而表象之后则是家庭内部养育重担沿袭传统的女性为主方式,职业女性陷于养育重任与职业发展平衡的困境。反观域外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颁行激励人口增长的未成年人养育成本分担制度。基于未成年人是国家未来重要的劳动力与纳税人之故,加之国际公约也有国家负担未成年人养育责任之立法,正视当前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严重的事实,立法构建国家分担未成年人养育成本的制度则属当下亟需之策。

摘要：私密信息是《民法典》规定的概念,现行法律和其他规范并未采取通行的“概括+范围列举”的方式对其概念和范围做出界定,不像敏感信息那样由法律等规范性文件明确界定或者列举示明,这种现状无法为司法实践和私密信息的处理提供基本指引。依据私密信息的识别性和隐私性属性,结合场景理论,可以将其范围界定为财产信息、医疗健康信息、生物识别信息和私人生活信息。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私密信息法律保护体系,应当通过厘清《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私密信息保护的关系定位与法律适用、构建私密信息分类保护制度和完善私密信息法律保护制度的基本路径,强化对私密信息的保护与利用。

摘要：近年来美国在慈善扣除理论与立法上的重要变化尚未引起我国学界的重视。美国慈善扣除制度在实施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目前美国已有不少研究开始对传统的慈善扣除理论进行批判,美国政府也已经开始对慈善捐赠扣除制度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因此,在完善我国慈善税收激励制度时,在对美国慈善税收扣除立法实践考察的基础上,梳理其理论发展并进行制度反思,除了肯定美国慈善扣除制度对捐赠的激励作用之外,还应当重视当前美国慈善扣除理论方面的变化及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合理设计慈善扣除的比例限制,科学设置边际税率,选择适当的慈善税收优惠方式,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慈善税收激励政策。

摘要："全面两孩"政策的提出对解决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出生率低下的社会问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政策的实施,客观上却加剧了女性遭遇职场歧视的风险,传统性别观念、家庭与职业发展的冲突、用人单位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成本计算、现行生育权益保障配套制度的缺失,均是女性遭受职场歧视的重要原因。在借鉴域外应对女性职场歧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应构建生育成本由国家、社会、用人单位以及家庭共担的保障机制,家庭领域确立平权意识,倡导育儿责任分担机制,立法层面增设"父育假"、"弹性工作制度"等法律制度,从多方面促进女性就业权益的保障。

摘要：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差异。具体而言,两者都具有人格法益,在内容上存在交叉,但在法律属性、内容和范围、保护价值、产生的权利、保护依据与保护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与非私密信息并非泾渭分明,应当考量该信息泄露后造成损害的程度、对社会生活的重要程度、公众对该信息私密性的认知程度、现行规范对该信息分类保护的程度以及该信息使用所处的场景等因素加以认定。两者的界分,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目的确立、保护模式的选择、个人信息保护的预防和监督以及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和侵权行为认定具有意义。

摘要：私密信息与敏感信息在具体内容上的交叉或重合与《民法典》对私密信息适用法律的规定,是私密信息处理适用敏感信息规则的客观基础和法律依据。私密信息处理的必要性主要考量处理目的是否正当、特定和处理手段是否合理,可由处理者、个人或者人民法院评判并采取书面形式单独告知,而告知义务的免除应当严格限制。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可参照国家标准由多方组成的评估组织从不同维度进行评价、分级,以私密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报告的形式告知。私密信息处理的单独同意应当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采取书面同意形式,同意的例外情形在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的同时,还要考虑私密信息的特殊性。

摘要：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参加者,不仅承担着社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任务,而且也是国民经济的推动力量。但企业在社会中的角色及责任并不明确,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思考引发公众对企业在社会中角色定位的讨论,不仅挑战着传统的公司法理论,而且也成为当今各国学术界、立法者、商界以及社会各界都十分关心的问题。社会责任被认为是有益于公众并且超出了私人牟利范围的活动,包括慈善捐赠、改善员工福利和向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公共服务。19世纪,由于英国和美国相继颁布了企业法,企业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直接联系正式破裂。然而,许多企业依然自愿为社会承担责任,但却侵害了工人、消费者和环境利益。随着对企业属性的关注加深,历史上各国设计了各种法律制度和企业形式来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