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来源于我们2014年出版的著作——《非正规美国城市:超越快餐车与计时工》(The Informal American City:Beyond Taco Trucks and Day Labor)中的前言与结论部分。该著作审视了美国城市生活中的"非正规变革"。我们通过一系列案例研究,从经验和理论两个层面探讨了(美国城市)非正规现象的增长,而这种现象通常被视为更多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而非工业化国家。尽管一直以来非正规城市主义被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视为边缘甚至是犯罪行为而不加考虑,但是我们通过包括洛杉矶、萨克拉门托、西雅图、波特兰、菲尼克斯、堪萨斯、亚特兰大和纽约在内的一系列案例研究,对这一狭隘的观念提出了质疑。令人惊讶的是,尽管非正规城市主义出现迅猛,规划与城市设计领域的学术文献却甚少提及。因此,我们希望可以抛开传统的观点,审视在美国不同环境与城市中非正规活动的出现、增长与活力。我们倾向于采取更加复杂的方法去认知、理解和处理非正规活动,而非仅仅浪漫化地去赞扬它;我们也将争取对非正规性及其环境有一个明确的空间理解,并讨论规划者、政策制定者、城市设计者和社区应如何应对这种新出现的、蕴含着机会与挑战的城市景观。美国城市中的非正规活动普遍且多样。其中的大多数活动在本质上并非犯罪,也超出了经济上的谋生范畴。虽然非正规性通常与移民相联系,但是非正规活动广泛地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团体、多样的城市环境和全国不同的地理区域中。正规与非正规活动可能时而冲突、时而交叠或相互依存。非正规活动的案例研究帮助揭示了非正规性的逻辑、潜在合理性,以及非正规活动与城市和法规中更大的政治经济(活动)之间的结构性联系。这些案例通过非正规活动中潜在的获益者与失意者间的联系,展示了这类活动的矛盾本质。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关于非正规性的迷思和错误观念。迷思之一是非正规性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部分,且仅仅出现在发达国家城市中极度贫困和边缘化的社区。然而,不同类型城市的非正规性已经清晰地出现在了发达国家城市的中产阶级和富裕的邻里。第二种迷思认为正规和非正规的活动与环境之间是泾渭分明的,然而在一些城市的正规与非正规环境之间,我们并未发现明显的分界线。第三种迷思是非正规性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和短暂的构造,然而非正规活动的空间广泛性与时间延续性所展现出的恰恰相反。最后,非正规活动总是被视为一种美德,或是一种消极的现象,这种认识掩盖了非正规活动并非同质的,而是依赖于具体的背景和环境的事实。在对非正规城市主义的挑战与机遇作出回应之前,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与其坚持这些迷思,不如深化对于非正规城市主义的理解,并仔细思考它们的社会和物质背景。

摘要：尽管过去二十几年城市设计领域蓬勃发展,但围绕城市环境的问题却仍未得到解决。全球化、移民、数字技术的爆炸以及围绕消费的服务经济都有着重要的空间和设计意义,而如何设计我们的城市还能反映出从气候变化到肥胖的流行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将过去几十年社会经济转型的空间意义,探讨城市设计在应对本文列举出的挑战时所扮演的角色及所承担的义务。

摘要：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发达地区环境管理力度不断加强,使得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强烈的环境容量制约性和政府规制主导性。为应对这种制约与规制,在城市内部,污染企业向城市边界和环境准入门槛低的区域迁移,使得污染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所形成的城市污染格局更加复杂。利用2007年深圳市污染源普查数据,通过OLS和稳健回归分别探讨了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企业环境外部性及其城市内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深圳废水与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企业具有明显地靠近城市外围边界但远离香港、经济特区分布的特征,以邻为壑的污染转嫁将辖区内的环境负外部性扩展到邻近城市,以避免对本城区的污染。同时,废水排放较多的污染企业也有明显的靠近城市环境功能较低的外流河分布的特征。企业所有制性质、经营时间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排污能力,进而影响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另外,不同排污类型的企业空间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本研究对于转型期正确制定城市产业结构空间调整政策,合理引导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尤其是避免跨界流域河道等成为转移负外部性的通道具有重要启示。

摘要：目前世界各地都在开展一些城市开发项目,探索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道路,以图实现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本文通过4个美国大型城市开发项目的实例,介绍了它们为实行可持续发展原则而采取的设计方法和技术手段。

摘要：为了阐述20世纪除汽车机动性外,交通发展经历的最重要的进程——城市高速公路的出现,考察了过去100年来美国城市交通规划的历史。通过回顾各种研究资料,认为资助州际公路发展所采用的方法使联邦和州公路工程师成为主管,这影响了公路的选线及设计。联邦公路工程师只关注机动车通过效率的最大化,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城市的其他利害关系。没有先进的规划理念指导、过度建设、稀疏、放射环状的道路网对于加强机动性取得了极大的效益,但通常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社会和环境成本。最后指出,在实践中要重新审视具有百年历史的协调交通与土地利用规划的观点,而且,公共财政权宜之计式的政治决策方式将对工程、出行和城市形态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