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拉喀什条约》通过规定版权例外规则,旨在保障阅读障碍者能与普通公众一样,可以机会均等地接受信息、获取文学艺术作品。出版机构是提供无障碍格式版作品的主力军,在该条约转换为国内立法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出版机构的重要作用,为其开展相关活动提供便利。同时,出版机构也应当积极落实条约中的有关规定,享有权利的同时履行相应的义务,助力无障碍阅读市场的繁荣发展。

摘要：《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须与轻罪立法以及犯罪结构的调整相协调,立法者应构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充分发挥其诉前分流作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普遍适用于轻罪案件,有助于彰显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激励犯罪嫌疑人复归社会以及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立法者设计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应当参考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已有经验。《刑事诉讼法》应厘清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以适用于3年有期徒刑以下轻罪案件为原则。附加条件应兼具惩罚性与教育性的双重特征并遵循比例原则。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的,考验期限为1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管制的,考验期限为2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考验期限为3年以下,但不能少于1年。

摘要：加速到来的智能驾驶时代正在逐步瓦解传统交通安全犯罪的基本观念,引发包括“人的法定驾驶地位”是否丧失等问题。传统交通安全事故犯罪规定正在遭受不同程度的“肢解”,当代公共交通安全理念、犯罪的设定基础、归责逻辑等处于洗牌的机遇期。新型智能驾驶犯罪宜分为“对象型”“工具型”“独立型”,但亟待规范界定。应根据智能驾驶的程度与模式,就智能产品责任犯罪、智能驾驶公共安全犯罪等突出问题,对研发者、设计者、所有者、使用者、销售者、监管者等主体进行差异化归责。传统刑法规范体系陷入供给不足危机,亟待当代刑法提供框架性的保障,应及时回答智能驾驶时代新型犯罪的立法问题。

摘要：智能技术及其应用的迅猛发展,对以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为根本存立前提的当代法律体系形成强烈冲击,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成为关键问题。目前,消极论和积极论处于相持阶段,加速了现行刑法理论体系的知识变革进程。“人造物”等不同程度的消极论,以现行刑事法律制度难以直接接纳及其所裹挟的潜在的刑事风险等为由,虽有其可取之处,但其逻辑机理正是过度释放人类中心主义的预设效应。完全按照人类中心的立场进行审视会得出无法调和的结论,也显示了智能技术应用的工具属性被深度放大之倾向,但上述消极事由不尽然合乎规制人工智能犯罪的现实需要,也与法律主体制度的演进规律不符,甚至会压制刑法主体的自主进化。“电子人”等不同形式的积极论,率先走出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观念束缚,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工智能与刑法的互动及其动向,更加契合了人工智能犯罪的发展动态。而意志自由、刑事责任能力、道德伦理规则、智能程度与智能主体类型、刑事责任的客观存在、算法的特殊地位与意义等既有的知识框架与新的要素累积,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在发展的刑法体系中实现衔接与契合。经由不真正完全背离刑法原理的认识扭转,亦供给了学理层面的支撑。而且,遵循功利主义的理路,以及在一系列有关人工智能主体方面的先行立法之做法的引领下,应分阶段、类型化、动态化厘定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使其在法律拟制的路径上可以继续延续和拓展。在人工智能的刑法主体地位得以澄清下,有必要接受智能主体可以享有一定的新兴权利之现实情状,但应具体地确证权利类型等具体内容。在现阶段的技术代际之策动下,智能主体的权利内容与范围目前是限制性的,无法采取与“人”对等的保护策略,保护方式也应有别。这种“降维”保护有其现实合理性,通过积极制度设计与规则配置,能够最大限度策应人工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之更迭态势。

摘要：欧美工业革命以来,大量制造品涌入市场,为了更快速地销售商品,强调"薄利多销"的百货公司应运而生,商人降低价格以提升买气,利用销货的速度与数量弥补所减少的利润。为了加速商品周转率,百货公司采取包括密集的媒体广告、舒适开放的购物空间、贴心的免费服务等在内的营销手段。这些新的销售哲学与措施,不但带来零售商业的突破,也影响到消费生活及城市文化。上海百货公司的建筑及内部设计、新科技的运用及商品展演活动等,彰显了消费的社会文化意义,百货公司为焦点的消费生活也在重新形塑上海社会。

摘要：采用纵向设计,以湖北省某地区457名来自全同胞家庭的青少年为被试,进行3次追踪调查,考察了教养方式在父母婚姻质量与青少年同胞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研究发现:(1)控制了性别、年龄段和家庭的经济状况,父母的婚姻质量能直接预测青少年的同胞关系,还能通过教养方式进而显著预测青少年的同胞关系,教养方式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严厉教养在父母婚姻质量与男生同胞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大于女生,积极教养在父母婚姻质量与女生同胞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大于男生。研究结果对于青少年同胞关系的干预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摘要：人工智能时代的加速到来与人工智能主体问题的出现,正在颠覆近现代刑法始终围绕人的主体性地位展开的立论逻辑与功能体系。人的主体性地位加速弱化,引发一系列全新挑战并裹挟刑事风险,策动传统刑法理论的变革。人工智能“手段型”“对象型”“独立型”犯罪日渐演变,倒逼规范应对思路的更新,应向刑事责任能力注入新内容,顺势酝酿犯罪论及犯罪构成体系的解构与重构。人工智能主体的伦理基础正悄然突变与形塑,触发刑事归责依据匮乏等难题。应消解“算法”统领刑事归责的合法性隐忧,妥定人的意志自由及其归责的实然地位,修复“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之罪责伦理观,探索多元化的刑事归责体系。传统刑事制裁观念未能幸免,应设计专属于人工智能的新型刑事制裁体系。

摘要：在后期印度教和佛教艺术中,我们发现莲花被用作许多神像的支座。它用于表现最高神梵天的创造性的方面,标志着一个长久发展的开始。梵天在文学传统中被称为帕特摩阇(Padma-ja)、帕特摩阇陀(Padma-jata)(意为“莲花生”)和帕特摩迦里诃(Padma-garbha)、帕特摩瑜尼(Padma-yoni)(其母亲的子宫曾是——或现在仍是——莲花)。作为神性物质的创造性的方面,他完全有权占有莲座;因为他是永恒之水的第一个造物,因而是莲花女神的一个男性复本。而且按照婆罗门哲学与神话的传统,他亦是纯粹的、精神的以及超验的自然本性的最高本体存在;这是梵的拟人化的象征,是漫无边际难以名状的宇宙本质自身。梵作为超个体的自然核心而存在于所有的生命物质中。

摘要：图版321的形象描绘的是观世音菩萨;中国佛教中流行的救世主观音的原型。

摘要：梵文中“莲花”一词,Kanala和padma,当带有阴性长a尾音时,意思是栖居莲荷中的女神:迦摩罗(Kamala),帕特摩(psdma).她与世界的创造者和庇护者毗湿奴的佳配吉祥天女拉克西米是等同划一的,她是运气、昌盛和好命运的化身.她司管着土地的丰产和水份以及地球子宫中的宝石和贵重金属,并被表现成站在莲花之上,就象其他神诋站在他们的动物或交通工具上一样.正如公牛南迪是湿婆神性本质的动物符号;雄野鹅是婆罗门的代表一样,莲花则是吉祥天女拉克西米女神的植物符号.有段用通俗粗卑的手法表现的诗节中涉及了印度教主要神诋的各种神圣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