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春二月，北大的天空湛蓝明净，青瓦的廊檐和碧翠的松柏映出古朴的苍劲。踏入北大，是为寻访王岳川先生。前一天刚刚翻阅他的新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观点，轻易就叩开心灵的天窗。

摘要：九十年代兴起的商品大潮将中国前卫艺术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即追求永恒之物之同时又必须把握当下机遇。有的人成功地进行了“话语转型”,而终于登上了经济快车,有人还相当成功地为海外画商所“收编”,过起了锦衣玉食的日子。然而,仍有一批真正意义的前卫艺术家,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中将理想之火照亮被金币熏黄的大地。 这几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西风东渐”,美术界新生代或试验派们,确乎以东方式的智慧重组了“后”话语,无论是’89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后现代性”挪用,还是九十年代艺术家的群体分化,无论是由《析世鉴》的高蹈还是“猪交配”的东西方文化冲突喻的粗陋(徐冰),无论是吕胜中具有傩文化基因的剪纸小红人,还是马六明、张洹等人的自虐性“行为艺术”。

摘要：陈逸飞突然的病故让一个正在高速运转的新的时代感到一丝感伤和忧郁。人能够不断超越命运，却没有人能够逃脱命运，我们其实感到的是生命的脆弱和无奈。对于命运的不间断的胜利和克服其实抵不住命运的最后的安排。陈逸飞其实是一个人不断超越命运的范例，他永远在不断地胜利，在克服限制和跨越边界，但命运的力量在于它可以终结生命本身，可以划定生与死的终极的界限。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无法套用西方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先锋派概念,但它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中依然可以定义为先锋派。中国的先锋派在突破传统现实主义单一规范的时代变革愿望推动下应运而生,它有着中国当代文学渴望变革、与现代主义直接对话沟通的创新冲动。八九十年代历史深刻变动,先锋派式微,当代小说转向传统文化认同及其艺术规范,但先锋派的创新冲动并没有随同80年代的文学潮流终结而完全消逝,在一批始终有创新愿望的作家那里,例如,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余华、苏童、格非、阿来等人,先锋性的叙述手法始终隐匿包裹在常规叙事的内里,也构成当代小说始终要突破旧有规范的不安定的创新精灵。由此可以看到,先锋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始终不懈的创新追求。

摘要：锺宗宪在问答环节中指出:人文科学的累积即是透过有限度地研究,进行提炼归纳,提供我们对新事物的理解方法,除了母题、类型的分类外,它还有无限种可能。研究者应当要在自我知识的建构基础上,提出一套看法,并试着让它周延完善。如此有助于我们在理解事物时能提出许多不同的见解,有更多的理解想象空间,人文科学应该要有这样的实践目标。在评议和讨论环节,同学们则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探讨了《狗耕田》和《白蛇传》各自生命树的贡献以及彼此在面向上的差异,并深入思索"历时"概念置入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可行性和可能面临的问题。

摘要：新远见:房地产商有句广告语居住改变中国,您是否认为居住改变了中国,如果是是在哪些层面上改变的呢?张颐武:在我看来这句话是比较客观的。居住改变中国实际上有三个层次。

摘要：本书是我与贵州大学中文系袁本良先生合作的结晶,最初的动因完全是出于友谊的纪念,不想认真做起来,就逐渐发现了其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这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 我与本良从70年代中期相识,至今已有近30年的交情。当时我们都在贵州安顺地区师范学校同一个语文教研室任教,彼此来往还算密切;最难忘的,自然是我的第一本手抄的鲁迅研究著作(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像我这样的人公开出版著作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是本良设计、制作的封面。但我们真正建立起深交,却是在我离开安顺,到北京来读书、谋生以后。说起来似乎有些奇怪,我不是贵州人,某种意义上我是被“流放”到那里的,却因此与贵州结下了解不开的情缘,越是远离愈加怀念,这20多年来,我不知多少回“梦归黔土”。

摘要：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取得的成就让世界震惊，“改革开放”所具有的力量使得中国的进程有了巨大的转变。有人认为在中国这些年发生的变化速度和深刻性只有英国工业革命可以比拟，在我看来，三十年来的中国的变化非常接近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时期的状况。中国的发展的独特性和中国的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都构成了对于我们的知识和想象的冲击。中国的发展其实“超溢”了人们对于它的最初的构想和估计，也超出了新时期文学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性”对于中国的未来的预想和设计。它既对于我们的历史意识，也对于我们的文学想象构成了挑战。探究三十年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发掘历史转折的意义和价值，思考三十年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巨大的变化变成了文学写作难以回避的，也是对于当代中国历史的必然的回应。

摘要：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红楼梦学刊》自1979年创刊以来,已度过了十个春秋。转眼间,美好的九十年代又朝我们走来了。过去十年的经验需总结,而今后的十年又将如何?本刊编辑部于1989年9月26日,特邀在京的部分红学专家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就九十年代红学发展的前景进行了座谈。会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本刊主编冯其庸先生主持。座谈会后,各位发言者又整理成稿,有的还加了题目,为统一起见,今仍按发言形式刊载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