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研究显示,早期亲子触觉经验和个体的社会性发展存在密切联系。关于这种联系产生的原因,已有研究多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探讨CT传入神经(C-tactile afferents)及有关环路在其间可能起到的作用。基于已有文献,本文将提出一个综合模型,系统阐述背后涉及的心理机制,着重论证亲子关系、个体探索行为以及与之关联的心理成分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并在此基础上从研究设计的局限、有关变量关系的多元性以及未来可拓展方向对该领域研究进行进一步讨论和展望。

摘要：基于巴泽尔对产权概念的扩展理解,交通治理可以视为形成有关交通资源的占有与使用规则的过程,即交通相关资源的产权确立过程。产权之确立不仅是法律过程,而且是一个社会过程,而社会认知作为对产权进行社会界定的重要方式,极大地影响着交通治理的方式与成本。结合对电动自行车治理活动的考察与对“聚点”理论的发展,文章提出了产权社会认知的两个评价维度,即跨群体的稳定性与跨时间的延续性,据此讨论产权共识的形成。产权社会认知的稳定性需要事物特征具有较高的边界清晰程度和个人封闭程度,电动自行车因其品类繁多、易于改装的特点而具有较低的认知稳定性。产权社会认知的延续性包括社会延续和个人延续两个方面,对比汽车所表现出的社会延续性,电动自行车的社会认知表现出了较高的个人延续性。

摘要：社区最早由滕尼斯提出,是指一种亲密的内聚性群体关系,在其后的研究发展中,社区的含义逐渐实体化,丢失了原本的分析性价值。本文结合滕尼斯和韦伯等人的经典理论以及帕克和费孝通等学者对相关研究的推进,着眼于情感与空间二元内涵,找回社区的分析性价值。社区以超出工具性合约的溢出性情感认同为核心特征,同时具备一定的空间基础。本文提出了“溢出性-工具性”二维分析框架,该框架包括三部分递进的内容,分别是社区关系的可操作化特征、社区关系的分类以及社区变迁的两种路径。基于以上框架,文章接着讨论了空间环境变迁对社区发展的冲击并对空间效用做出了理论和实践案例分析。最后,文章尝试对新的技术与空间环境下社区的重建和维系提出了建议。

摘要：正念干预显著改善身心症状,然而正念机制研究方法严谨性不足。机制与效果应满足时间优先等准则。检验时间优先准则,须采用多时间点(≥3)测量的临床试验设计。本研究回顾多时间点测量的研究,发现正念水平的提升可能是正念干预起效的独特机制,情绪因素(如压力和担忧的减少)和认知因素(如自悯和积极重评的增加)可能是干预起效的其他机制。未来研究应基于明确的理论,采用操作化的方案,结合客观测量和神经生理指标,以更好地检验时间优先准则。这将有助于揭示正念起效的本质,提升干预效果。

摘要：本文从电子游戏的技术特征出发,建立了一个针对特定技术产品进行治理的策略分析框架,考察了青少年游戏行为技术治理的异步困境问题。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技术产品的社会性特征、产品使用者的收益曲线,以及治理主体的收益曲线。游戏作为高度市场化的技术产品,不可避免地以消费者偏好为导向,由此带来的产品快速迭代,不断地压缩着治理主体既有资源的价值,进而导致了治理的异步困境。青少年玩家作为游戏产品的使用主体之一,其时间投入与潜在收益之间并不是一个单调递减的函数,而是可以分为娱乐、学习和沉迷三个不同的阶段,这凸显了游戏治理的必要性与价值。当前游戏的治理主体由学校和家庭两部分组成,两者可调用资源之和构成了治理资源的基本存量,这一总体存量决定了引导、管制和不作为三种治理策略在治理资源投入和潜在收益上表现出的相对优势。文章还讨论了家庭与学校作为不同的治理主体所分别具有的特征,进一步区分了双重治理主体在具有差异的能力构成下所导致的不同困境类型,并据此提出电子游戏的治理主体必须吸纳游戏企业这一建议。

摘要：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加深,第二语言学习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从个体语言学习与认知发展的角度来看,第二语言学习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在第二语言学习的积极作用方面,大量的实验证据证明双语者在执行功能方面表现出优势,但是也有部分研究者提出了不同观点。在第二语言学习的消极影响方面,很多研究发现双语者存在词汇通达劣势,但是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这种影响是暂时的,甚至双语者的某些语言能力还会好于单语者。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不仅要加强对第二语言学习利与弊的系统研究,探讨第二语言学习利与弊的发展轨迹和内在机制,而且应该尝试使用因果设计更直接地探讨第二语言学习对个体语言与认知发展的影响。

摘要：本文对地震孤儿团体实施以同伴交往为主题的绘画艺术治疗,通过专家评分、作品分析和深度访谈,企图了解作品中空间表现的发展如何影响该地震孤儿的同伴关系发展。结果表明:(1)地震孤儿在艺术治疗中所表现的三个空间特征与三种人际交往意识产生对应关系,即基底线表现了秩序意识、重叠表现了去自我中心意识、透明表现了开放意识;(2)艺术治疗对地震孤儿的空间表达能力发展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摘要：SCL-90通常被研究者作为测度心理健康指标的工具。本研究探讨了使用SCL-90测量中国正常人群主观症状自评的因素结构。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与此量表原设计的因子结构不同,SCL-90在正常人群症状自评结果呈现"感受异常"和"行为异常"两因素结构,进一步探索两个因素的内涵得到9个次级因子;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此模型较之于竞争模型的合理性;随后研究者对比了基于此结构的因子群与原结构的因子群对自我和谐的回归结果。研究者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并分析了量表中国化的必要性。

摘要：目的:探究不同共情能力个体对CMC中"情绪符号"的认知。方法:实验1采用2×3×2混合设计,探究不同共情能力个体对情绪符号的情绪强度的感知差异;实验2采用2×3×2混合设计,探究不同共情能力个体对情绪符号在不同语境中的认知差异。结果:实验1发现,共情能力与负性表情符号的情绪强度知觉显著正相关;符号类型和效价均会影响情绪强度知觉,不同共情能力个体在上述模式上无差异。实验2发现,若文本与符号情绪强度一致但互相矛盾,文本被知觉为更不清晰、更讽刺和更不真实;不同共情能力个体在上述认知模式上无差异。结论:不同共情能力个体在CMC中对情绪符号的认知不存在显著差异,提示情绪符号不等同于面孔表情。

摘要：本文基于技术与社会互构的视角,以滴滴网约车平台中司机与平台的关系为主要线索,考察了一类获取平台技术机会的途径及多方控制权交换的技术实践特征。文章发现,平台技术以赋予不同类型机会的方式吸纳个体行动者进入平台,创生了一种新的社会情境,规避了过去技术需要与组织适配的局面。围绕平台算法,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司机需要让渡自身控制权以服从技术的安排,平台掌握着由算法形成的剩余控制权,获得了远高于平台内其他行动者的权力。不过,应用于服务行业的算法也使得平台不得不保持在多方互动的前台,持续性地接受来自社会的监督,这构成了约束平台技术作恶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