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2345平台内生出一种不同于行政权力、社会权力的新型权力——数字权力,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治理需要,基础是合作行政,载体是数字技术。12345平台数字权力的扩张带来行政组织法难题,包括数字权力改变传统权力结构,挑战组织法的职权法定原则;数字权力模糊传统权力边界,带来行政合法性难题;数字权力带来去中心化,引发主体归责机制模糊化。12345平台是一种新的行政组织运作模式,“新”表现为一种以行政任务为导向的整体运作模式,形成一个动态化的数字生态系统;是以新公共管理为基础、逐渐转向网络治理范式的新型合作模式。12345平台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产物,应受行政组织法调整。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背景下,应以整体政府改革为面向,科学调整行政组织法体系;以数字素养、监督机制、技术和法律手段解决行政合法性难题;从采购思维转向规则制定思维,依法设计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摘要：健康税是我国新时代税收政策研究的重大问题。基于现时偏误理论,在吸烟人群中进行实验研究,对时间偏好不一致进行识别与测度。研究发现,吸烟者存在显著的时间偏好不一致,在双曲线贴现模型下,β系数约为0.72。时间偏好不一致为政府利用税收政策干预个体对卷烟等不健康商品的消费提供了逻辑基础,健康税能够矫正时间偏好不一致带来的自我控制问题,在长期内实现福利改善。因此应转变对烟草税政策价值的传统认知,进一步发挥其健康促进功能。

摘要：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友持续提升在数字技术上的互操作性,这一趋势伴随着数字治理工具的普及而愈发显现。数字技术互操作性提升不仅体现为数字工具共享、数字技术标准趋同和数字信息跨国流动,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平台化建设打通了国家之间的治理边界,使得各国从合作推动“数字治理”转向共享“基于数字的治理”。治理互操作性的提升将对联盟的凝聚力形态产生变革性影响,可能改变传统上主要基于外部威胁和有效制度设计的凝聚力形态,凸显基于内部兼容的联盟凝聚力形态。本文将这一过程视作联盟的内向化进程,伴随着数字化以及大模型通用化发展,联盟成员国间的国内议题相互嵌入、治理工具多国共享、治理模式走向趋同,成员国间的互动模式从传统的跨国协调模式转变为算法弥散模式。本文认为美国推动与其盟友技术互操作性的下一阶段,是实现基于国内治理互嵌的治理互操作性,进而使得美国联盟体系成员国凝聚力走向内向化进程,表现为高科技产业链重塑、情报信息实时共享、国内议题框架同质化等趋势,并在联盟内跨国战略协调、楔子战略效用、美国联盟伙伴国扩展以及国际格局阵营化等方面产生相应的战略效应。

摘要：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我国翻译岗位招聘广告内容和翻译专业硕士课程设置现状,探讨了翻译专业教育和市场需求之间的衔接程度。研究发现,市场需求更偏向于软技能、职业和工具能力以及交际和文本能力,而人才培养环节更重视翻译知识与实践能力及语言外能力。虽然二者对于翻译实践能力和经验的重视程度较为一致,但在双语能力、行业领域知识、职业道德及素养等方面差异较大。为提高翻译专业教育的质量,建议从翻译核心技能、翻译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方面加强人才培养,同时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对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和完善。

摘要：在公司制度的发展中,从所有权为股权概念所修正,到表决权从股权中的分离,再到控制权从表决权中的提炼,对控制权的界定与剖析,以及对控制人行使控制权进行规制,逐渐成为公司法制度设计遵循的基本准则。有别于旧《公司法》的规定,新《公司法》并未明确将股东排除在实际控制人之外,但在表述上仍将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监高作为各自独立的主体分别界定,并设定了不同的信义义务。该分别界定的模式忽视了上述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的交叉与重合,其实质在于未能有效关注控制权这一根本。应基于实际控制人的概念提炼出控制人这一术语,并设定其信义义务的适用与填补规则,以保障非控制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医疗保障待遇包括起付线、报销比例、封顶线等内容。典型国家社会医疗保险报销起付线多设置在人均年收入的3%以内,对门诊、住院和药剂服务设立了不同的支付政策,医疗费用个人自付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0.25%~2%。借鉴国际经验,展望中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未来的发展,建议提高门诊保障待遇,以可支配收入为基数设置报销起付线,不同层级医疗机构实行相同的报销比例,设置个人自付封顶线,取消门诊报销封顶线,门诊和住院共用个人最高自付限额。

摘要：中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发展至今,已覆盖了95%以上的人口,筹资和报销待遇都达到了与国民经济所处的中等收入国家地位相称的水平,但也存在不同人群待遇相差悬殊、医保基金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未来需要从实现公平的国民待遇、进行科学的医保筹资规划、制定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设计合理的医保报销政策、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等方面,正视挑战,创新发展,避免医保制度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

摘要：实行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是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现阶段,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治理面临困境,具体体现为:业态构成复杂易造成治理缺位、监管责任归属难以判断、跨部门的信息隔阂依然存在、监管滞后于产业发展速度。为高质量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构建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系统是顺应当前数字新兴产业趋向复杂化、融合化的必然要求。究其结构特征,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系统是由全部数字文化产业参与主体组成的内生经济系统与外部环境系统之间通过不断地进行信息循环、资源流动和产品交换而形成的统一整体。因此,针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系统的治理,必须不断得到面向产业生态与社会环境的更新与创新,以适应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系统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有赖于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成熟稳定的数字技术、多元主体协同形成的治理合力,应通过组建“一核多元、协同共建”的治理主体机制,以培育龙头企业为引领,切实强化平台监督力度、动员多利益相关主体力量、促进文化与科技的全方位深度融合、完善资源流通网络、加强制度创新和数智引导,着力优化治理路径。

摘要：本文以2010—2021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基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探析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效应,该结论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可以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为中国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继续探索负面清单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摘要：伴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国家间数字经贸往来大幅增多,不同国家在跨境数据流动、人工智能治理、跨国平台监管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差异成为制约发展的巨大障碍。这促使各国加强多边和区域层面对数字议题的讨论,深化国家间政策法规协调,使得以发展为导向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加速形成和发展。然而,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出现了大量用于对抗的数字化元素,如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社交媒体舆情引导与管控、两用数字技术使用、私营跨国数字企业卷入国家冲突等。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数字全球化发展与合作,更多地将注意力从发展转向安全,对全球数字治理发展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国家不仅加强了国内数字监管治理和国际网络安全合作,而且积极与盟友合作争夺全球数字经贸治理主导权,使得全球数字治理底色更保守、取向更强调安全、主导权竞争更激烈、多边解决方案更难达成。面对形势变化,中国应通过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完善中国数字治理方案、建立多层次数字朋友圈和充分融入多边机制数字治理谈判等方式深化对全球数字治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