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比、数据统计、案例、资料等研究方法,对1949年至1990年中国动画电影的类型和题材变化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动画的类型和题材不同,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征。1949年至1965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动画片类型以教育为主,题材种类多样,在艺术创作上产生重大飞跃。1966年至1976年“文革”时期,中国动画片类型以政治为主,创作题材和数量极少。1976年至1990年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动画片类型以艺术为主,市场转型使娱乐动画迅速发展。这时期动画题材丰富多彩,取得杰出的艺术成就。

摘要：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反映了我国脱贫攻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创作了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文艺精品,取得口碑、票房双赢。影片从社会治理角度进行了大胆创新,通过影像传播党和时代的思想精神;故事内容反映社会治理的伟大成就,包括农村医保、脱贫扶贫、农村教育与乡村支教、治沙造林与环境治理、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等内容;主旋律电影探索艺术、机制和类型创新;小康大片唤起大众共鸣和共情。

摘要：社会政策转型是对社会转型的积极回应。基于福利标准和统筹范围两个维度可以构建出中国社会政策转型的四阶段模型。其中,社会政策阶段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为源起,社会公共政策阶段起源于社会政策理念与质量的全面提升。社会政策转型原因有三点:社会问题倒逼顶层设计;城乡差距阻碍长远发展;生存需求转向发展需求。社会公共政策的基本属性表现为延续性、适度性和共享性。社会公共政策的转型特征从宏观层面体现为价值理念与行动体系协同转型,从微观层面体现为政策质量的全流程再造。中国依旧处于社会公共政策阶段,需要从以下四点继续夯实政策基础:政策理念上要主体多元,权责分明;政策方法上要积极防范,主动作为;政策内容上要适度普惠,突出重点;政策目标上要机会共享,立足发展。

摘要：民俗传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民俗传统包含生态、生计、社会、信仰与道德伦理及村落文艺等五大类型。村落民俗传统助力乡村振兴有七大途径:利用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重建乡村精神传统;运用乡规民约之乡村自治传统,实现乡村德治、法治、自治的三治合一;传扬乡贤文化,发挥乡贤与民间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和组织作用;以村落节庆、人生仪式传统,增强乡村人际互动,传承与增进乡风文明;以村落口头传统、乡土表演艺术,讲好村落故事;从传统村落与环境协调的生态利用经验中,提炼民俗智慧,为当代村落布局、环境治理等提出对策性的研究意见;发掘村落生计资源,以地方物产、地方特色手艺来助力乡村生产。民俗文化传统助力乡村振兴主要有三大原则:保持和传承乡村民俗文化的品质特性,不能简单地将城市文化移到乡村;对一些乡村的村落传统应该有选择性地传承;要充分重视人、地、物有机复合,强调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产业业态三态并重的整体复兴。

摘要：社区是社会管理基础性的平台,完善社区服务对于社会管理创新意义重大。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实施了以改善社区服务递送为主的社区服务创新政策。然而由于政府提供的社区服务大都涉及到更高层级政府的体制、机制及相关的法规政策,导致了这些社区服务创新举措在执行中存在大量困难。通过对德阳市社区服务创新案例的深入分析,发现虽然地方政府在政策设计上期望社区承担起更多服务递送的重任,但制度性障碍影响着政策的落实,给社区服务创新带来诸多挑战。社区服务创新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而是要求政府从更高层级上改革和理顺资源保障、权责一致和激励相容三个方面的体制关系。因此社区服务创新不可避免地要求加快相关社会体制改革。

摘要：在农业"去过密化"的背景下,农业产业化有其内在合理性。围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作物所形成的农业产业化生产,与劳动力的配置使用、副业生产和家庭经济分工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具有自然合理性的"经济生态系统"。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经济生态系统"与当地的人口流动和居住模式具有微妙的亲和性。农业产业化在某种程度上为当地的城镇化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使得这种城镇化模式既不同于"工业城镇化",也不同于"土地城镇化",而是一种承接"地气"又富有"人气"的"梯度城镇化"。

摘要：养老服务是农村民生建设的重要项目,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工业化、城镇化严重削弱了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造成了农村家庭内部养老服务需求者与供给者之间的空间阻隔以及孝而难养的养老困局。农村空巢老人面临着日常生活照料缺位和精神慰藉匮乏等窘境。作为一种无奈的理性选择,互助养老契合了空巢老人的客观需要和乡村生活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实践中已涌现出结对互助、互助幸福院、照料中心和“时间银行”等形态,但受制于外部支持乏力和内部预期不稳等掣肘因素,亟待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为此,应当厘清相关主体的权责利关系,优化制度设计和机制保障,促进多方协作参与,构筑稳定的互助养老预期;以家庭为依托探索“家庭服务网络”,弘扬乡土社会的“助人自助”精神,塑造互助养老服务共同体,进而实现老有所依、老有颐养。

摘要：社会组织党的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基础环节,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组织群众的桥梁纽带,事关党的事业、国家治理与人民福祉。新形势下,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需要站在党和国家的战略高度,加强顶层设计,深化政社合作,激发社会活力,加快建立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制度政策体系,构建现代社会组织党的建设体制机制,形成社会组织党的建设支持保障体系,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摘要：我国的雾霾天气已经发展成为大面积的城市群复合空气污染,表现出跨界危机的典型特征。跨界危机具有"地理区域导向"的演化机制,而当前的应急管理体系却是一种"行政区划导向"的制度安排,这是应对跨界危机的根本性矛盾。文章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京津冀三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由各地分头制定的应急预案虽然较好地解决了辖区内不同职能部门的功能整合问题,但是普遍缺失跨越行政边界的协同机制设计。研究认为,受跨界危机影响的地区应在属地管理责任明确的前提下及时编制跨区域应急预案,重点加强区域之间的预案协同,在组织机构设计、预警级别和响应措施方面考虑区际衔接,使之成为一个兼具独立性和协同性的跨区域预案体系。

摘要：现代社会治理,强调多元参与、理性协商、建设性解决社会问题,是一个不断建构和积累友好、尊重、包容、信任等积极元素的过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也是政社合作的内在要求,它通过发挥动员社会资源、提供社会服务、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等作用,不断提升社会整体的参与性、自主性和创新力,为不断发展的社会提供个性化、人性化和多元化的公益产品与服务。伴随全国各地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社会组织日益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力量,但也在政府、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等层面存在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社会组织支持、监管体系不健全,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低、公信力不足、自治性弱、政府依赖性强、筹资渠道单一,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企业、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缺乏有效合作机制等诸多问题,需要从政府、社会组织及合作机制三个层面入手,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推进政社分开、完善社会组织支持、监管体系,不断提升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程度、组织自主性和多渠道动员资源能力,以及加快构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媒体、公众等多元主体协作平台与共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