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殷商是中国历史的开幕时期,也是中国艺术观念的形成和奠基期。这一时期的甲骨刻辞虽然没有将艺术作为讨论对象,但其中出现的"艺"、"乐"、"舞"、"画"、"美"、"丽"、"丑"、"品"、"鉴"等字,却勾勒出了后世中国艺术形式和艺术批评的框架。刻辞文字按"依类象形"的原则构成,为"以形释义"提供了可能性。其中,"艺"、"乐"、"舞"、"画"的构形方式,暗示了艺术与原始农耕文明的内在关联;"美"、"丽"、"丑"关乎艺术评价的维度;"品"、"鉴"涉及艺术评鉴的方法。通过与殷商青铜器的相互参证则可看到,摹仿与变形是殷商艺术的创制原则,象征与暧昧是其主导性的艺术风格,自然认知是其对艺术价值的基本定位。据此,殷商时期虽然尚未形成自觉的艺术观,但却为中国艺术史提供了观念的本源。

摘要：汉代美学研究涉及黄老、儒家以及道教、佛教诸方面,但构成其主干的仍是儒家。汉代儒家美学,在先秦和魏晋之间处于变而未变之局。就其不变而言,它接续了西周以降的礼乐传统;就其变而言,则一方面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因一系列命题的变异而衍生出新方向。这些命题主要指儒家的经、文、艺,分别形成经学美学、文学美学和艺术美学。其中,经学美学是最大宗,主要涉及儒家六经本身的美学特性及汉儒在相关阐释中的新变;文学美学指文学从知识性概念固化为制度性概念,并因审美因素的漫溢而成为具有现代特性的文学;艺术美学则主要涉及儒家对"经"、"艺"关系的认识以及艺术从六经之艺向一般艺术的延伸。经、文、艺三位一体,构成了汉代美学的主体框架。从汉晋历史看,这一框架并没有因汉王朝的灭亡而失效,而是仍以顺延形式对后世美学形成统摄和纵贯。这项研究意在表明三点看法:一是汉代在中国美学史中的地位必须重估;二是中国美学在两汉与魏晋之间的连续性大于断裂性;三是解决目前美学史研究的偏至有赖于美学史观的调整。

摘要：对于美学而言,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不是新话题,但它却为重释地理的审美本性、重建中国美学的空间格局提供了契机。1725年,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在其《新科学》中提出了"诗性地理"概念,这意味着地理并非一个客观的衡量、仅对文学艺术起外在的承载和形塑作用,而是它本身就是诗性的、文学性的或审美性的。或者说,地理不是自然空间的物态现实,而是一种人工建造的完美形式。就这种地理模式的历史发生而言,它源于东西方早期自然地理认知的"尚圆"思维,由此形成的圆形视野预设了中国人对天地中心、九州、四方、四海、天下的认识。后世,中国人的地理实践基本上是围绕这一先在模式展开的。其中,自三代至魏晋,以太行山为界,形成了中国文化及美学的东西并立或对峙,而黄河成为贯通其间的地理和文化轴线;自东晋至清末民初,中国文化围绕黄河形成的东西问题,转换为跨山越河的南北问题,学分南北、画分南北、南北文学不同等论述,正是在这一新的空间格局中得以成立。但总体而言,中国文化、美学乃至文学艺术在实践层面的东西南北展开,并不是对早期中国审美化的地理模式的摆脱,而是两两契合。这意味着,这一具有原型性质的地理模式,不但因其自身的审美特质而天然关乎于文学艺术,而且为现代人讨论中国文学艺术的区域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必须重视的前提。以此为背景,所谓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之美或美丽中国,大抵来自于预置的国家地理模式与后世文人艺术家的共同创造。

摘要：有汉一代,是中国书法从早期文字史向艺术史递变的时期.表面看来,这一递变依托于以书名世的书法家陆续出现,但在根本上却奠基于汉王朝的文字书写制度.自西汉萧何制订《尉律》始,汉代文字制度逐步完备,涉及汉字分类、通行字体、字书编订、官员选拔考核、设立主管机构诸环节,凸显了文字作为『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的地位,同时也为文字书写向书法艺术的漫溢提供了强大助力.从两汉历史看,隶书是政府处理日常事务的标准字,这一实用性定位制约了它向艺术的成长.至东汉末年,隶书才真正进入国家艺术体系.这一进程的缓慢,意味着今人对汉隶的价值认知必须兼顾文字史和艺术史,同时也说明现代形态的书法史写作,必须抛弃业已固化的艺术史观念,重回艺术的原真语境.

摘要：在现代形态的历史研究中,人们可以拈出种种概念为中国历史定性,但没有哪一个概念像礼乐一样对中国历史形成了既深且巨的影响。人们可以用它界定中国文明、文化、政治、制度的性质,相应把中国文明称为礼乐文明,文化称为礼乐文化,政治制度称为礼乐政治和礼乐制度,但从本质上看,它却奠基于美和艺术。其中,礼主要指人行为的雅化、典礼艺术和礼仪美术,乐指涉诗、乐、舞。礼乐概念是对两种美和艺术形式的综合。以此为背景,美之于传统中国的价值被彰显出来。可以认为,以礼乐为标识的美学传统是中华民族最具奠基性的传统,以尚文为宗旨的礼乐精神构成了民族精神的灵魂。据此,设置一个礼乐美学,有助于申明美学之于中国人文历史的主干地位,并可使中国美学史研究摆脱种种窠臼,变得与国家历史等量齐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