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兴盛于20世纪70-80年代,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呈鼎足之势,共同构成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理论谱系的支柱。它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经历了政治科学的实证研究和行为主义运动的洗礼,受博弈论等经济和社会理论的影响,坚持将个体视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将制度视作一种可供选择的人为设计方案和最优对策。在长期遭遇诸多批评和挑战的过程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逐渐形成与其他制度主义范式的融合趋势,呈现为一种具有成长态势的理论和相对开放的研究范式。但就理论和实践的解释力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还需要回答制度本身是什么等根本问题,才能进一步彰显制度及其理论的价值。

摘要：近年来,环境和景观美学的勃兴,使城市公共艺术连带成为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相关理论准备的匮乏,却使如何定位这种新艺术形式面临巨大困难。本文认为,现代城市作为人群高度聚集的生活群落,它的出现是人群体性欲求的物化形态。建立在这种欲求基础上的公共性代表了城市精神的本质。但是,艺术和美就其本性而言,是抗拒公共性的。审美创造和鉴赏的个体性,决定了艺术进入公共视野,必然要面临与公众审美趣味的妥协和艺术价值的磨损。同时,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势,使城市本身日益成为作品。城市与艺术的同质性,增加了公共艺术的多余性。在此背景下,城市公共艺术既呼应着城市的艺术化,也必终结于城市的艺术化。公共艺术也必然会跃出传统美学的理论边界,从艺术品过渡为一般文化产品。

摘要：身体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以此为基点介入美学史研究,为许多经典命题的重新阐释确立了物性的根基。首先,与西方灵肉二分、以灵摄肉的观念不同,中国美学中的身体既建基于肉体,又是形神志气合一的有机生命形式。它的“身体—整体”和“身体—主体”观念影响了对人体美的判断。其次,人体与万物均被视为自然之气的凝聚。在此,所谓的“自然人化”与“人的自然化”,最根本地体现为身体与对象世界之间的互生和互化。再次,身体与世界的一体同气关系,使理解人体成为理解世界的便捷方式,也使以身体为范式重构美的自然和艺术成为可能。这种被身体建构的自然和艺术,使自然因身体化而成为审美对象,使艺术因对身体的摹拟而获得形式结构。因此,中国古典美学对自然美和艺术美的鉴赏,其真实的指向并不在自然和艺术本身,而在于从中发现了人体的映像。

摘要：在中国绘画史中,存在着一种相当奇异的现象:画家虽然以作画为职业,但他们却更愿意称自己的作品为"图",如《洛神赋图》《步辇图》《匡庐图》《富春山居图》等。从历史看,产生这种称谓歧异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图"比"画"具有更深邃的表意功能;二是"图"比"画"包含了更广泛的人类经验;三是河图在中国文明史中的神圣地位,使与此建立关联的绘画获得了价值提升。换言之,在中国画史中,"图"与"画"称谓的歧异,反映了画家既以绘画为业又试图超越自身局限的哲学努力;"以图为画"的自我定位,为艺术作品提供了既兼顾审美又向认知、象征等价值探进的多元取向。进而言之,这种图、画之辨,是现代艺术中关于图像与绘画关系讨论的历史版。厘清这一关系,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绘画的意义承载,同时使现代图像学研究在中国本土艺术中获得历史依据和理论阐明。

摘要：《四书大全》所收朱子后学之说是朝鲜学者进入朱子学的重要桥梁。朱子再传饶双峰对《孟子》的诠释,具有解析细腻、思想新颖、分析精密的特点,他在性之两分、心之两种内涵、知言养气章道、义、气、体等诸问题上,皆提出了颇有创意的看法,激发了朝鲜学者的热烈讨论,把相关问题的理解引向深入。朝鲜学者对饶双峰《孟子》说的评议及反应,表明朱子后学对朝鲜朱子学具有重要影响,故实有必要推进朱子后学与朝鲜朱子学的比较研究,以弥补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

摘要：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研究,习惯于围绕某一本质性的概念建构述史体系,但事实上,这一历史并没有实现概念化。许多关于美和艺术的重要主张,往往只是见于历史记述的某次日常性事件或对话中,如韩非子的犬马与鬼魅之论。从中国画史看,自汉至唐,主流的艺术观念主要来自对这一画题的不断重申,由此使求真或写实成为纵贯中国汉唐画史的基本原则。但每一次重申又生发新释,比如两汉对真实的理解是基于视觉感知的形似,魏晋六朝对真实的认识发生了从形到质的迁移,唐人的真则以“气韵生动”为基础实现了对诸种艺术面向的综合。这一画题到北宋仍在延续,但心与物、真与幻、虚与实的关系已发生根本倒置,这预示着犬马鬼魅之论至此进入终结时期。由此回看中国前期画史,它的价值取向并没有表现出与西方不同的侧面,若借此寻找艺术的中国性或以后世文人画观念重构这一历史,只会导致艺术史认知的虚假和狭隘化。

摘要：在中国,文字书写是重要的艺术形式,这使它与西方的艺术分类判然有别,也使书法与绘画的关系成为中国美学及艺术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一般集中于中国历史的后半段,即以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书画"同源"、"同体"、"同法"为起点,探讨中唐至明清时期中国文人艺术的多元会通问题,而对中国社会早期的观念和实践准备少有置喙。从历史看,中国书法与绘画一体关系的形成,奠基于先秦至两汉时期的艺术实践,河图洛书、伏羲画卦则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哲学乃至神学上的支持。换言之,书画一体作为中国美学与艺术的母题之一,其影响力并不局限于中古以降,而是在中国艺术史与美学史中保持了纵贯始终的连续性。理清这一源流,有助于将中国艺术史纳入到一个前后一贯的历史进程中。

摘要：现代以来,由康德开启的现代启蒙美学传统强调美的个体性、审美自由和审美无利害,这种对美的定位使美摆脱真、善获得了独立价值,但同时也为现代审美教育穿上了一件理论的紧身衣,使其本应具有的开放性因理论的遏制而几近窒息。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美学对美的限定相对松弛。它对美的认知是场域性的,对审美的功利价值则持全面肯定的态度,这为审美教育提供了无限多元的价值实现空间。同时,就中国文明史而言,美是中华民族的立人、立国、立教之本,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唤醒并激活这一伟大传统,对重新理解启蒙的本性和美育的现实实践价值,提供了新的前景。

摘要：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美学也不例外。有汉一代,以董仲舒为代表,先秦诸子更趋形而上的天人之思被神学化,相应使"天人之际"成为神性向人间显现的审美化空域,其主要构成是祥瑞和灾异。从中国中古历史看,祥瑞和灾异作为人自然审美经验的两种极端形式,不仅深刻影响了汉代美学,而且对魏晋至隋唐形成了纵贯性影响。揭橥这一问题,有助于重新认识汉代谶纬神学的审美特质以及汉唐美学的一体性。同时,汉代对天人关系的界定构成了中国中古政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帝王受命观念及祥瑞灾异表现,则整体规划了这一时段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学艺术,使其共同显现出一种灵光辉映的审美风格。就此而言,传统的美学史研究单单关注士人阶层的审美创造,就显得单薄,现在到了将诸多制度性因素乃至制度本身组入其中的时候。

摘要：今人论中国美学史,往往在两汉与魏晋之间持截然对立的立场。但事实上,这两个时代之间的历史连续性要远远大于差异性。尤其被天人之际形塑的审美化的社会政治制度,对魏晋南北朝历史形成了整体贯穿,并对当时的文学艺术产生主导性影响。比较言之,两汉是这一美学形态的奠基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借助与王朝禅代模式的高度关联而程式化,隋唐时期因人信仰的抽离而逐步弱化了社会影响,至北宋仁宗时代则走向了终结。这一过程,共同铸出一种以天人关系为背景、以天人之际为场域、以祥瑞灾异为感性表现的美学。它从奠基到终结的次第发展,为重新认识中国中古美学的历史,呈现了一条清晰的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