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兴盛于20世纪70-80年代,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呈鼎足之势,共同构成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理论谱系的支柱。它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经历了政治科学的实证研究和行为主义运动的洗礼,受博弈论等经济和社会理论的影响,坚持将个体视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将制度视作一种可供选择的人为设计方案和最优对策。在长期遭遇诸多批评和挑战的过程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逐渐形成与其他制度主义范式的融合趋势,呈现为一种具有成长态势的理论和相对开放的研究范式。但就理论和实践的解释力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还需要回答制度本身是什么等根本问题,才能进一步彰显制度及其理论的价值。

摘要：在中国绘画史中,存在着一种相当奇异的现象:画家虽然以作画为职业,但他们却更愿意称自己的作品为"图",如《洛神赋图》《步辇图》《匡庐图》《富春山居图》等。从历史看,产生这种称谓歧异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图"比"画"具有更深邃的表意功能;二是"图"比"画"包含了更广泛的人类经验;三是河图在中国文明史中的神圣地位,使与此建立关联的绘画获得了价值提升。换言之,在中国画史中,"图"与"画"称谓的歧异,反映了画家既以绘画为业又试图超越自身局限的哲学努力;"以图为画"的自我定位,为艺术作品提供了既兼顾审美又向认知、象征等价值探进的多元取向。进而言之,这种图、画之辨,是现代艺术中关于图像与绘画关系讨论的历史版。厘清这一关系,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绘画的意义承载,同时使现代图像学研究在中国本土艺术中获得历史依据和理论阐明。

摘要：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研究,习惯于围绕某一本质性的概念建构述史体系,但事实上,这一历史并没有实现概念化。许多关于美和艺术的重要主张,往往只是见于历史记述的某次日常性事件或对话中,如韩非子的犬马与鬼魅之论。从中国画史看,自汉至唐,主流的艺术观念主要来自对这一画题的不断重申,由此使求真或写实成为纵贯中国汉唐画史的基本原则。但每一次重申又生发新释,比如两汉对真实的理解是基于视觉感知的形似,魏晋六朝对真实的认识发生了从形到质的迁移,唐人的真则以“气韵生动”为基础实现了对诸种艺术面向的综合。这一画题到北宋仍在延续,但心与物、真与幻、虚与实的关系已发生根本倒置,这预示着犬马鬼魅之论至此进入终结时期。由此回看中国前期画史,它的价值取向并没有表现出与西方不同的侧面,若借此寻找艺术的中国性或以后世文人画观念重构这一历史,只会导致艺术史认知的虚假和狭隘化。

摘要：在中国,文字书写是重要的艺术形式,这使它与西方的艺术分类判然有别,也使书法与绘画的关系成为中国美学及艺术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一般集中于中国历史的后半段,即以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书画"同源"、"同体"、"同法"为起点,探讨中唐至明清时期中国文人艺术的多元会通问题,而对中国社会早期的观念和实践准备少有置喙。从历史看,中国书法与绘画一体关系的形成,奠基于先秦至两汉时期的艺术实践,河图洛书、伏羲画卦则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哲学乃至神学上的支持。换言之,书画一体作为中国美学与艺术的母题之一,其影响力并不局限于中古以降,而是在中国艺术史与美学史中保持了纵贯始终的连续性。理清这一源流,有助于将中国艺术史纳入到一个前后一贯的历史进程中。

摘要：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美学也不例外。有汉一代,以董仲舒为代表,先秦诸子更趋形而上的天人之思被神学化,相应使"天人之际"成为神性向人间显现的审美化空域,其主要构成是祥瑞和灾异。从中国中古历史看,祥瑞和灾异作为人自然审美经验的两种极端形式,不仅深刻影响了汉代美学,而且对魏晋至隋唐形成了纵贯性影响。揭橥这一问题,有助于重新认识汉代谶纬神学的审美特质以及汉唐美学的一体性。同时,汉代对天人关系的界定构成了中国中古政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帝王受命观念及祥瑞灾异表现,则整体规划了这一时段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学艺术,使其共同显现出一种灵光辉映的审美风格。就此而言,传统的美学史研究单单关注士人阶层的审美创造,就显得单薄,现在到了将诸多制度性因素乃至制度本身组入其中的时候。

摘要：今人论中国美学史,往往在两汉与魏晋之间持截然对立的立场。但事实上,这两个时代之间的历史连续性要远远大于差异性。尤其被天人之际形塑的审美化的社会政治制度,对魏晋南北朝历史形成了整体贯穿,并对当时的文学艺术产生主导性影响。比较言之,两汉是这一美学形态的奠基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借助与王朝禅代模式的高度关联而程式化,隋唐时期因人信仰的抽离而逐步弱化了社会影响,至北宋仁宗时代则走向了终结。这一过程,共同铸出一种以天人关系为背景、以天人之际为场域、以祥瑞灾异为感性表现的美学。它从奠基到终结的次第发展,为重新认识中国中古美学的历史,呈现了一条清晰的轴线。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中国美学史研究最具历史持续性、也最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以美学方式实现了对国家历史的完整书写,出现了大批通史性著作;二是实现了西方美学的中国化再造,为美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三是借助美学视角揭示了中国文明的本质特性,使美和艺术之于传统中国的价值得到伸张。其间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有:中国美学史的学科自觉问题,美学、中国美学与中国美学史的关系问题,中国美学的中国性与西方性如何兼容,中国美学史的历史发端,中国美学史的历史分期和发展规律,中国美学史的逆向重构和本来面目,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中心和边界,中国美学与传统国家政治的关系,中华民族美学历史的多元一体陛,中国美学史料学的建设。讲清这十个问题,既是对40年来中国美学史研究状况的学术总结,也是对未来研究的理论开启。

摘要：在《"阐""诠"辨》一文中,张江提出建设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构想,这使中国传统有无自身阐释体系成为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古典阐释学虽然涉及古代经典的方方面面,但以儒家经学为主导。自西汉以降,《易经》被推为群经之首,相应也使河图洛书成为阐释原型。从中国文明史看,河图洛书作为一种诠释模式,既解释历史也被历史解释,具有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中国文明进程则表现为向这一述史模式不断回溯又不断放大其解释边界的过程。据此,抓住了河图洛书,也就抓住了中国古典阐释学体系的关键,同时也可以借此为中国人文科学的整体进展理出一条纵贯的轴线。

摘要：现代以来,由康德开启的现代启蒙美学传统强调美的个体性、审美自由和审美无利害,这种对美的定位使美摆脱真、善获得了独立价值,但同时也为现代审美教育穿上了一件理论的紧身衣,使其本应具有的开放性因理论的遏制而几近窒息。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美学对美的限定相对松弛。它对美的认知是场域性的,对审美的功利价值则持全面肯定的态度,这为审美教育提供了无限多元的价值实现空间。同时,就中国文明史而言,美是中华民族的立人、立国、立教之本,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唤醒并激活这一伟大传统,对重新理解启蒙的本性和美育的现实实践价值,提供了新的前景。

摘要：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自100余年前王国维将美学学科引入中国以来,注定已经成为以西方现代知识框架重建中国历史的工作。今天,我们一般倾向于更善意地看待这项工作的价值,把它称为中国美学的现代转换,但事实上,所谓现代转换几可等同于西方转换,现代和西方在此被赋予了统一的意义。那么,这种转换为中国美学史研究带来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