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成式AI在知识生产中地位的上升与AIGC版权保护缺失之间的矛盾推动对AI主体地位认识论的范式转变。在“人—机”协同创作中认定AI的主体地位与AIGC的可版权性,有助于对人类认知风险和复杂利益关系进行道德与利益调节。以“人—机”贡献比率为依据、以作品形式与内容为前提、以训练数据合法性为准绳三种方式界定版权,通过技术供给侧与技术使用侧的协商制界定版权分配,有利于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机”协同创作的兴起,进而就建立全链条版权保护体系、生成式AI身份等问题进行广泛探讨,开拓AIGC版权的监管与保护思路。

摘要：元宇宙是对人的意识世界的模拟,是脑机接口、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先进信息技术汇合、互动、统摄基础之上建构的人工世界,体现出较强的技术自主性,对个人的认知、群体的组织结构、社会的运作逻辑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要使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价值目标,就需要实现技术的民主化,建构一个元宇宙发展的异质型行动者网络,从外向与内向两条途径进行规制,使技术需求与社会需求有机地整合起来。

摘要：大语言模型受到新闻学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目前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研究者在感慨大语言模型强大功能的同时,对于如何研究大语言模型缺乏思路。本文从传播者、内容生产、分发、受众、传播效果五个维度出发,梳理大语言模型在新闻学领域最为突出的研究问题,并指出其积极和消极影响。基于此在每个维度下分别介绍了相关理论和测量方法。本文有助于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更全面地了解大语言模型对新闻领域的影响。

摘要：大模型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项革命性突破,在极短时间内获得了海内外广泛关注。本文分析了X和微博两个平台对大模型的角色期望,比较了英文语境和中文语境对前沿技术的认知差异。总体上,微博平台的期望倾向于实用性的产业发展与应用,而X平台的期望倾向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具体来看,在技术角色期望方面,X平台的英文语境更多地关注大模型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场景,以及前沿技术的交叉融合;中文语境更多地关注大模型与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关联。在人类角色期望方面,微博的最大人类角色期望是创意者,也就是期望大模型在艺术、设计等领域通过思维和技能创造新事物;而X的最大人类角色期望是传播者,可视之为一个信息的交流和传播的媒介。最后提出了新技术发展如何理性面对社会角色期望的两点建议。

摘要：在互联网上过度或重复性地搜索健康信息可能会引发个体对自身不必要的健康担忧或焦虑,这种现象被称为“网络疑病症”。本研究采用2(认知闭合需要:高/低)×3(信息类型:叙事型/案例型/信息型)的实验设计,研究网络疑病症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研究发现,高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更容易产生网络疑病症;不同信息类型对于网络疑病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案例型和叙事型,信息型信息对网络疑病症的影响更强;网络疑病症受到认知闭合需要与信息类型的交互作用,在低认知闭合需要条件下,案例型实验组的网络疑病症程度显著低于信息型和叙事型。信息加工流畅性在个体认知闭合需要对网络疑病症的影响上发挥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探寻网络疑病症作为互联网时代一种新兴健康风险的可能规避策略。

摘要：刘世珩得宋蜀大字本《孔子家语》后,耗时六年,凡三刻,最终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刊成玉海堂影宋刻本。“前璧”多出的注文主要源自杨倞《荀子注》、陈澔《礼记集说》、何孟春《孔子家语注》等与《家语》互见之书。将明嘉靖四十三年陆治手稿本与明隆庆六年徐祚锡跋刻本、玉海堂本对校发现,玉海堂本当以隆庆本钞补。宋蜀大字本从汲古阁流出前,钱曾曾借归并钞成述古堂影钞宋本,后递经名家收藏、题识,具有较高的校勘、文物与艺术价值。

摘要：本研究基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和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网络文学跨文化传播效果进行了横跨49国、纵跨4年的经验性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国家间文化距离对网络文学跨文化传播效果的影响呈“U”型特征,揭示了“文化折扣”与“文化溢价”机制的动态调和效应。历时性分析发现,时间正向影响了传播效果。此外,时间和文化距离的交互效应表明,网络文学随时间的推移,在与中国文化距离较远的国家传播效果更强。本研究拓展了“文化折扣”与“文化溢价”机制的空间和时间视阈,形成了稳定的、可解释的、未来可推广借鉴的传播效果评价框架。

摘要：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情境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技术认知,基于跨平台比较视角,采用动态主题模型等工具比较微博和Twitter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议题在发展趋势与传播结构上的差异,探讨促成这些差异的多维因素。研究发现:在微博中,用户更关注AIGC的经济和商业价值,侧重探讨新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Twitter中,AIGC讨论与技术逻辑具有更紧密的联系,诸多文化界、产业界博主将技术对产业、伦理的影响和对未来的想象推到更重要的讨论位置。研究认为,由经济要素驱动的AIGC讨论机遇与风险并存,在关注AIGC经济价值的同时,也要警惕资本、市场对技术认知和技术发展的过度干预,防止技术背离“以人为本”的价值初衷。最后,宏观层面的语境也并非稳定不变,未来应当继续关注技术认知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其将如何影响新技术发展等问题。

摘要：目前,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在信息传播领域。文章选取了2023年与媒介技术研究相关的文献,整合成十大观点: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建立的传播学研究范式在研究对象、理论、方法三方面都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挑战,机器行为范式成为智能传播时代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人工智能赋能传媒业应用与实践,多模态助力国家形象建构打开局面;大模型使用推动网络结构向超级节点的再中心化演变,进而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影响;深度伪造制造认知“罗生门效应”,推动网络空间“典论战”向“认知战”范式转型;算法推荐带来的新旧宣传范式迭代,反思用户人为因素对“信息茧房”的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感官延伸到人类情感弥补具有重要影响,元宇宙进化了人类情感维度;人类感知和认知模式在智能传播时代迎来新转变,引导心理、社会、艺术研究路径发生变化;“新常人”推动传媒业和社会关系发生新变革,媒体行业结构遭遇新挑战;内容生产中的道德伦理与价值规范问题讨论延展到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应尽快建立完善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智能传播时代“数字遗民”的社会边缘化问题,以期对今后媒介技术研究有所助益。

摘要：随着大模型技术发展,视听内容的生成和传播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探讨了大模型在视听内容中的应用及其在叙事传输和说服方面的影响。首先,大模型通过支持自然语言交互和多模态生成,使得视听内容在认知层面更加贴近用户。其次,大模型在情感层面上,通过多轮对话和个性化生成,增强了用户的情感依赖。用户在与大模型互动中感受到被理解和情感反馈,从而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最后,在心理层面上,大模型生成的内容因其高度个性化和逼真性,容易获得用户的信任和认同。然而,这也带来了对内容真实性和信任度的挑战,特别是在新闻媒体领域,可能导致信息误导和虚假信息传播等。本文最后还探讨如何在视听实践中更好地利用大模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