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图塞尔根■(tusergen)为家具的名称。通过对乾隆时期制作tusergen的物料清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应为一种高度介于炕上桌案与大型桌案之间的家具。从tusergen的使用场景与频次,及近代满语对tusergen一词的保存情况来看,此类家具并未完全消失,而更可能仍以另一种命名方式得以幸存。从礼仪空间到生活空间的转移,tusergen的历史反映了清代入关后满族文化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摘要：目前所见储秀宫为光绪九年重修,由南至北依次为翊坤宫、体和殿、储秀宫及丽景轩,为一个四进院落。慈禧皇太后于光绪十年至二十年居此,并于体和殿用膳。体和殿面阔五间,东西各有配殿,这一区域装饰以隐喻与象征相结合的形式呈现了一个以福寿绵长为主题的富有吉祥寓意的空间。建筑内部根据内廷传膳的惯例及慈禧太后的个人习惯进行布局与陈设,兼具生活的舒适性与礼制的庄严感。旨在以二重证据法,结合实地考察收获与历史档案记载,探讨慈禧皇太后在其五旬万寿之际对其膳食空间的设计与思考。

摘要：紫禁城内佛日楼二楼主壁和两侧壁挂供有一组罗汉组合唐卡,共计23幅,通壁连裱,绘制三世佛、十八罗汉和四大天王。该组唐卡绘制完成的时间大约为乾隆四十年(1775),风格上与梵华楼唐卡非常类似,推断为清宫中正殿念经处画佛喇嘛所画,是典型的清宫风格的藏传佛教绘画作品。十八罗汉的图像学特征和座次排序遵循的是藏传佛教的传统,与章嘉国师所编《诸佛菩萨圣像赞》中罗汉的图像和座次相同,但在布局上却不同于藏地,是参照汉地昭穆制度,左右交替将十八罗汉安置在中央三佛的两侧。这套罗汉组合唐卡保存完整、布局有序,是难得的罗汉绘画的标准器,对于研究清皇室的宗教信仰、汉藏佛教的交流与融合也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由于资料的局限 ,人们对乾隆以前寿山石雕刻艺术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本文即以现存实物为考察对象 ,结合有关的档案文献 ,对清前期寿山石雕刻艺术的状况进行分析 ,指出在寿山石雕的历史上 ,清前期是一个极为繁荣的时代 ,其题材广泛 ,表现技法多样 ,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与同时期其他材质的雕刻相比 ,寿山石雕刻的艺术水平是毫不逊色的。

摘要：汉地罗汉的名号和座次多以唐代玄奘译《法住记》为依据。藏文本《庆友譬喻》与《法住记》内容几乎一样,罗汉的座次也相同,但名号、住地和眷属数目不完全相同。在《庆友譬喻》的基础上,西藏发展出众多的十六罗汉礼拜仪轨和祈请法,但最为流行的是喀且班钦和钦·南喀扎所作的十六尊者礼供法,藏地罗汉的名号和图像多源于此,但座次有各种不同的排列。汉地自宋代发展出十八罗汉,但最后两位罗汉的身份不固定,自元以降,多以降龙、伏虎为十八罗汉组合中的最后两位。藏地则以达摩多罗和和尚/布袋和尚加入十六罗汉,构成固定模式。

摘要：赵孟頫书画艺术主张的提出,关联着宋末元初的历史文化语境。在仕元的第一个十年中,赵孟頫在北方深深感受到南北文化的差异,并试图站在南方的立场上反思书画创作的现状。大德五年,赵孟頫在杭州为官期间,提出了绘画艺术的"古意"说。"古意"首先涉及到是以气韵、人品观画的品评标准,其次才是技术层面上的笔法、笔意、风格等问题。后者显示出他在文人画家中的专业性。至大三年,赵孟頫北上为官途中,以《定武兰亭帖》为基础,集中阐释了以晋为法的书学主张。其"用笔千古不易"说,涉及到"古法"何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他对"用笔"与"右军"书的理解层面上。取法晋书意味对魏晋风韵的认同,随着士人审美趣味的变化,赵书遂受到不同程度的指责,但这并不能遮蔽他在书画观念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摘要：戏曲玩具是指以戏曲人物、造型、道具、舞台形象等因素为创作题材制作的适宜玩耍、把玩的器具,它是人们对戏曲相关形象的艺术再创造,是戏曲艺术的物化延伸。中国古代的戏曲玩具源远流长,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被称为'陶戏弄俑'的戏剧玩偶~1。到明清时期,随着戏剧的不断发展,戏剧玩具也相应地不断成熟。

摘要：康熙皇帝万寿点景的创意来源于南巡时期各地的接驾方式,它是对其寿至花甲、治国有成的庆贺,更是为了排解皇子争夺皇位、兄弟相残的忧愁。这一庆祝方式成为后世万寿盛典的重要标准,与其节俭的初衷相去甚远。

摘要：紫檀及楠木是我国传统家具的珍贵用材,以往的研究过多注重家具材质的木性和历史艺术价值,而本文通过对紫檀、楠木的药用价值梳理考论得知,紫檀木既可外用,又可内服,治疗外科疾病、五官科疾病、内科及儿科疾病,而楠木疗效范围从传染性疾病、内科疾病到皮科疾病,都有应用,它们为保障我们祖先的健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良材佳木,同时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宝库中的重要一员。

摘要：作为移动的宫殿,乾隆时期清宫所用蒙古包内的陈设与宫殿陈设基本相同,但由于蒙古包临时性和移动性的特点,使得其内部陈设又具有不同于宫殿陈设的一面。乾隆对蒙古包陈设要求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其内部陈设较前代更为精美雅致,其陈设品的艺术性也日渐增强,从基本布局到物品的制作、修补等,都带有明显乾隆审美的烙印。通过蒙古包内的陈设品,乾隆对游牧民族上层彰显了自己文治武功的成就,并传递出王朝鼎盛时期的形象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