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要道,敦煌则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枢纽。随着佛教传入而兴建的敦煌石窟,虽源于宗教文化,但与西域艺术、世俗生态相融合,并以宗教信仰与佛教故事为载体,描绘着民族文化和世间万象,反映着古代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衣、食、住、行的情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不断探索敦煌服饰文化守正创新的路径方法,是展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一环。

摘要：茜草作为特殊的传统天然染料,在染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研究日本《农业全书》中的茜草染工艺基础上,结合日本《延喜式》中的相关用料配比,通过反复实践,确定茜草色素优化萃取染色工艺为:萃取时间30 min,萃取温度90℃,染色时间20 min,染色温度50~70℃,媒染时间20 min,媒染温度为常温,食醋用量为染液量的10%左右。研究认为,茜草染工艺绿色环保,所染丝绸色彩鲜艳、色牢度高,在当代纺织服装、纤维艺术等领域仍然具有广阔的开发应用前景。

摘要：初唐第57窟主室南壁说法图为敦煌莫高窟的经典壁画,特别是说法图中的观世音菩萨形象生动优美,因此有人将此窟誉为“美人窟”,此处选取的就是这身美丽的观世音菩萨像。此像极具典型性,菩萨的面容与体态既气定神闲又婀娜多姿,体现修长的S形体态特征。菩萨面容秀美、禅悦,柳叶眉,鼻梁挺直,嘴角含笑,妩媚动人。头戴宝冠,微微颔首,颈身垂饰璎珞,戴臂钏和手镯,左手上举至颈肩,轻拈璎珞串珠,右手托在胸前,似在慈悲施予。

摘要：扎经染色织物的染织方式是染缬工艺研究中的一项特殊内容。文章以日本收藏的公元6—9世纪扎经染色织物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图像和实物等证据进行对比互证,对这一时期日本收藏的扎经染色织物纹样及其工艺所展现的艺术特征进行归纳,旨在分析其艺术特征与文化意蕴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日本藏公元6—9世纪扎经染色织物纹样题材丰富,不仅展现了东西方纹样风格及技术的沟通交流,还体现出其染织工艺在视觉上所形成的模糊效果与当时在日本所兴盛的密教有相符的审美意境。

摘要：地藏信仰在汉地兴起后,其造像形式逐渐脱离印度佛教原典,并在唐宋时期进一步中原化。在该时期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遗画中,绘有大量地藏菩萨图像,其所穿着的袈裟纹样丰富,色彩绮丽,极具研究价值。本文针对目前刊录的英法藏唐宋时期敦煌遗画,以穿着绘有袈裟纹样的地藏菩萨为研究对象,对其内层袈裟、外层袈裟所绘袈裟纹样进行梳理,分为两类:袈裟沿用的常见纹样,如贴金菱形纹、同心圆联珠纹、团花纹;袈裟专属纹样,如云水纹与线迹纹。同时,对比同时期敦煌石窟中佛陀、弟子及地藏像所穿着袈裟的纹样,结合传世袈裟实物与出土的唐宋时期纺织品,从纹样内容、布局、工艺、色彩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纹样分布及变化规律,可以一窥唐宋时期地藏信仰流变对其袈裟纹样的影响,并形成互证。

摘要：文章基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汉文奏销档中关于织染局的七份档案,通过梳理乾隆和嘉庆年间内织染局设置及所辖人、财、物变更等重要事项,分析了清朝中期织染局的沿革历史、人员构成和分工、所用物料、织造品类和使用去向等种种问题,阐明了织染局作为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之一的特殊性质和使命,以及与江南三织造的联系和区别。织染局作为清代唯一一处位于京内的官营织造机构,其用丝主要来自江南三织造的供应,在匠役的来源上也与江南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由于地理条件及生产规模所限,织染局所产丝织原料质量、生产规模和产品类别均不能与三织造相比。但是作为随传随办的织造机构,织染局能够灵活应变,满足上用和内用的临时需求,因此在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中具有特殊地位。而且,自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织染局迁入万寿山演化为耕织图后,不仅通过精简人员和技艺优化来扩大生产品类和提高产品质量,更与皇帝倡导农桑的政策紧密结合,逐渐形成兼具实际生产意义和政策示范性的场所,同时也满足了皇帝对江南田园生活的向往,成为承载官营生产织造和皇帝人文思想的理想机构。

摘要：贸易文明使得各类物品有了被远距离交换的可能,而丝绸之路不仅充当了交换物品的途径,还充当了技术工艺、宗教信仰和艺术审美相互交流的平台。扎经染色织物因其特殊的织造方式而表现出来的模糊纹样具有可识别的视觉效果,能够搭建出实物与图像研究的证据链。本文在对东西方出土的扎经染色织物实物及图像进行梳理后,归纳出母题纹样以证其纹样在丝路上的交流,反映了扎经染色织物纹样在不同文化中的适应及转译。

摘要：敦煌莫高窟艺术源于佛教文化,并且体现了与古代社会生产和世俗生活各个方面的交流和融合。特别是壁画和彩塑中反映出的服饰造型、结构、色彩、材质、配饰、纹样和装饰风格丰富多彩,是中国历代服饰和织造、印染工艺的重要历史资料。本文作者从自身经历出发,讲述了对敦煌服饰文化学习和理解的渐进过程,以及运用敦煌元素结合现代审美进行设计应用的实践案例。特别是2018年成立敦煌服饰文化研究暨创新设计中心之后,在此学术平台上广泛并有效地开展了文化研究、设计创新、人才培养等多项工作,为新时代背景下如何使敦煌艺术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做出了新的探索和努力。

摘要：以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下文简称亚太和平会议)专用礼品设计为例,追溯当年清华大学营建系师法传统、活化创新的实践探索。当时林徽因先生带领常沙娜等年轻设计师,以敦煌莫高窟第314窟隋代藻井图案为灵感来源,结合时代精神和功能特征,圆满完成了契合会议主题的和平鸽专属礼品丝巾设计。70年过去了,国礼和平鸽丝巾传递出的功能与审美、传统与时尚融为一体的设计理念以及富有民族文化内涵和装饰韵味的设计方法,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下,仍然具有示范性启示作用。

摘要：敦煌艺术博大精深,涵盖并综合了公元4世纪至14世纪、自十六国至元代十个历史时期的壁画、彩塑和建筑精品,是佛教艺术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集中体现,是世界闻名的文化遗产。其多元融合的艺术形式和积淀丰厚的学术内涵,对民众文化视野的拓展和审美素养的积累有着重要作用。如何在民众中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群体中弘扬敦煌艺术,成为艺术教育体系整体建构的关键环节。对标2022年3月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方案和标准,怎样为儿童撰写既尊重历史又符合其认知与期待的敦煌艺术史?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教授从个人成长经历出发,分享了她的体验与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