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保你平安》(2022)在延续了导演大鹏此前喜剧风格的基础上,展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现实关怀。影片聚焦网络谣言、网络暴力与校园霸凌等社会问题,试图通过追溯一则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以图景式的影像方式展示了后真相时代的社会群体症候,反映出道德价值共识在当前网络生态中的重要性,并呼唤中国传统民间道德中“善良”与“侠义”的回归。

摘要：盆景,这种在盆中种植或布置植物的陈设品在明末清初士绅阶层的宅邸内成为常见之物。该时期士绅圈内关于“物”的书籍及图像材料中都可以找到对盆景的论述或描绘。通过考察这些材料,本文揭示盆景在该时期文人视觉文化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它模糊了室内与室外、内心与外在的界限,激活了这个时期文人眼中一个从居室内到外多层次的景观性世界。

摘要：中国电影的时空形态并非偶然生成,而是与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与时空意识休戚相关。后者不仅促就了中国电影的时空叙事观,更形塑了电影时空的建构观念与审美倾向。细究可知,中国电影不仅创造出一个个客观再塑与感性超越相统一的现实天地,更是建构了气化历史的古境、超越现实的异境以及虚实相生的幻境。“乘物以游心”,这些较具艺术表现性的时空境地是创作主体对种种表象/形象重新综合、提炼、拓展的结果,承载着电影创作者对世界的体悟与把握,成为他们栖息心灵的所在。

摘要：本文在分析中将万玛才旦的电影视为公路电影。文章认为,公路电影类型的使用既是对中国旧有的“少数民族”电影类别的消解,又是对中国新自由主义下市场经济崛起的回应。万玛才旦的电影中的男性主角,在其成长的安多藏区,反复往返于某些地点,或进行循环旅行。20世纪60年代的“古典”(classic)美国公路电影被认为是对美国社会疏离化的一种表述。万玛才旦的电影忠于公路电影类型对社会和自我关系的审视,并且完全发生在几乎没有汉族人踪迹的藏区文化领地内,是对藏族人如何应对现代化带来的文化危机这一命题的回应。此外,万玛才旦的电影不仅在藏区内部,而且在中国各地以及国际电影环路(circuit)中广为流传,影片并未给出确定的答案,并且开启了对藏区及作为藏族人的不同理解。

摘要：摄影作为表达空间的媒介,在恐怖电影中尤为凸显和重要。恐怖电影依靠摄影艺术化的手段完美打造了视觉景框内外空间的通力合作性叙事。视觉景框之内,恐怖电影充分发挥摄影造型功能,尽其所能将一切舞美场景空间变成镜头下的战栗空间,在物象空间与镜头空间的共生下形成可见的但又高低不同的视觉刺激点,通过视点与运动为观众构建起画内“非限定”的围合空间,以此来促成观众对视觉和叙事的期待;视觉景框之外,恐怖电影则向观众传达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象外之象”,通过各种摄影技巧引导观众思维导向、释放出画内潜在的恐怖面向,让观众不知不觉地沉浸在猜想之中,形成了观众与画内空间的互动延伸。

摘要：对艺术中触觉问题的研究具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在视觉文化批判性理论中,触感理论成为新晋的、具有普遍影响力的新知识。一方面,它倡导当代艺术特别是跨媒介艺术要充分利用视觉之外的触觉,完善多维度的审美与意义构建,相关研究受到了现象学的广泛支持。另一方面,在电影这种较为特殊的视觉艺术中,触感研究不再致力于审美与意义构建,而是试图建立一种以触觉为导向的电影本体论。受惠于现象学理论,电影触感理论借助电影身体、电影皮肤、触感视觉等概念,试图颠倒并发展出完全不同于主体/语言理论的新本体论,这种尝试与整体性的反理性/反形而上学潮流密切相关,对推进视觉批判具有一定的认识论价值。但这一理论中的谬误、媒介分析的缺陷及阐释力的局限,使得其难以肩负电影本体论重构的任务。艺术中并不存在普遍而一致的触感现象,触感理论也难以跨越艺术门类和媒介,难以发展为具备理论同一性的艺术本体论。

摘要：粤剧是岭南戏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原因,粤剧在东南亚的传播成为粤文化圈形成与演变的重要推动力。早期零散粤剧艺人的移入、粤剧艺人的集聚以及粤剧市场的繁荣共同促进了东南亚粤文化圈的形成。后来,粤剧的在地化又掀起了一股东南亚粤剧热潮,使粤文化圈持续扩大。当下,随着粤剧跨界传播的深化,粤文化圈又进一步泛化。

摘要：作为南半球最受瞩目的发达国家之一,新西兰与中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影对新西兰的传播应被视为其中重要的一环。2019年,新西兰上映的中国影片共30部②,是“一带一路”沿线上映中国影片最多的国家。尤为重要的是,新西兰上映的中国影片在消费偏好和消费趋势上与国内相近。

摘要：电影连环画在民国时期就已产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极大的繁荣。新中国的电影连环画与一般意义上的连环画不同,包含了“复制画面”和“画师绘图”两种形态,二者均可被看作是电影的其他媒介“伴生物”,同时也提示着电影的“媒介迁移”和“再媒介化”路径。电影连环画在媒介上的“减法”消解了电影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同时“提纯”了电影的“人民性”,并以自身媒介所具有的“大众性”特点,成为新中国“人民文艺”的重要“话语机器”。

摘要：中译者按:本文根据埃米莉·毕克顿(Emilie Bickerton)的英文译本[1]翻译,法文原题目为“Du Festival ConsidéréComme un Ordre”,首次发表于《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1955年6月号(No.48)第6-8页,并收录在《电影是什么?》(Qu’est-ce quelecinéma?)第三卷“电影和社会学”(Cinémaet Sociologie)中。由王昕博士根据法文版校对。巴赞曾于1954年出任戛纳电影节评委,这篇文章是他在1955年参加戛纳电影节之后所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