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清水江文书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清水江流域逐渐成为区域研究的热点。该流域河段长、辐射范围广,不同的河段有其独特之处,明确清水江分段是丰富“清水江学”内涵的需要,也是探讨区域民族互动的基础,对于解读清水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流域内不同河段的不同特征,可从历史文化、水文环境、民族分布等角度,将清水江流域分为三段。明清时期中央王朝推行“王化”政策,清水江中游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显示出“东西向民族互动”与“南北向民族互动”交汇的特征。

摘要：引进海外人才是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区域竞争力、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在对近五年宁夏引进海外人才情况和效果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宁夏产业结构及区域发展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围绕人才选择、引进政策、信息服务、激励和保障、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引才关键环节,分析突出问题,提出优化建议。

摘要：蒙古族老人松布尔的口述史叙事模式中,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交替出现,且第一人称叙述摆脱了限知视角,与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相融合,而第三人称叙述有讲述者在场和不在场的两种叙述以及隐藏行为主体的叙述模式。这样的叙事特征是在自然的社会沟通交流中,基于历史真实性,通过感性回忆和语言回忆实践而形成的。讲述者在场的第三人称叙述是维持口述史真实性的叙事模式,而讲述者不在场的第三人称叙述是向民间故事叙事发展的表现,是叙事化最客观的表现,更适合超越家庭的更大社会群体环境的叙事模式。这呈现了口述史与民间故事有故事共性,而在叙事模式上各自追求历史真实性和艺术想象力的特征。

摘要：在草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以前,北方地区从石器时代就存在着现代人扩散的北方线路、早期陶器的西传线路、彩陶艺术的北传线路、轮轴机械制玉技术的南传线路等,表明多种文化互动和交流,并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主要构成之中。先秦时期,北狄、西戎、东夷中的北方族群形成方国文明,经过相互交往交融成为华夏族的主要构成之一。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背景下的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等民族通过和亲等途径相互交融,北匈奴西迁中亚与世界其他民族相融,扩大了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域空间。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南迁或东移中原地区与汉族相融,汉族也开始反向往边地迁徙,促成了全国性的民族交融局面。隋唐时期,继承前代的民族交融和文化交流之势,又一次出现了在“大一统”背景下的南北和东西方民族融合及文化交流的局面,进一步拓展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空间。宋辽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又一个高峰,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进入中原与汉族交融,原宋地的汉族继续南下,加深了南方汉族与当地民族的交融,最后全部融入元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南北和东西方商贸往来及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草原丝绸之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入一个兴盛阶段。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散杂居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政策设计中充分考虑了散杂居民族的特殊性,建立了宪法、国家政策法规和地方部门规章制度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制度实践中,开展了促进民族平等、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生产、促进就业,尊重文化习惯、提高教育水平,消除歧视性称呼、发展卫生事业等工作。政策设计和制度实践的有机统一提高了新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的能力,推动了国家整合和中华民族整合。从理论上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法,在充分尊重散杂居民族特点的基础上,以实现民族平等、帮助散杂居民族发展为政策目标和手段,从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层面促进共同性的发展,使得各民族共同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改革开放后的散杂居民族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坚持和完善散杂居民族政策指明了基本方向。

摘要：作为中国文字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古文字不仅丰富了文字的定义,其中很多汉字系文字采用汉字字形和笔画,并创造性地借用“六书”造字法造字,也丰富了汉字“六书”理论。同时,民族古文字在行款、雕版与活字印刷等方面均受到汉字书写的广泛影响。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辽、夏、金三朝创制了仿照汉字设计的全新文字,元朝创制的八思巴文也仿汉字采用方块形式,这些文字作为“官方文字”为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使用,同时用来翻译了许多儒家经典教化百姓,反映了汉字所承载的儒家文化与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对少数民族的积极影响。

摘要：该文以民族学本科专业学科基础课程文化人类学理论为例,从教学大纲、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三个方面系统探索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将思政教育融入文化人类学理论的教育教学之中,探讨人类学课程建设的发展方向,强调作为学科基础的知识与技能的培养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和内在联系。该文依据作者的教学实践对文化人类学这门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分析,在文化人类学理论专业课程思政的设计与思考中,运用新思路、新方法、新平台,将知识、能力和德育作为三位一体的全面教学升级,积极实践,提高文化人类学课程教学效果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提升文化人类学理论课程思政改革实践的路径,为民族高校的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一定借鉴与思考。

摘要：在清代文学谱系中,少数民族诗人的灾疫书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清代少数民族诗人笔下的灾疫主要有旱灾、淫雨、冷冻等自然灾害和鼠疫、天花、疟疾等瘟疫灾害。他们的灾疫诗大都通过再现惨烈的灾疫景象,反映灾害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巨大破坏,揭示出灾疫之下百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面对灾疫,清代少数民族诗人秉承传统文人忧国忧民的精神,站在百姓立场,以平民视角书写灾疫、替广大灾民祈祷呐喊,凸显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对于灾疫的发生,清代少数民族诗人有着比较理性的认知,他们既认同天降灾疫的传统观念,也毫不含糊地指出灾疫的人祸因素,对一些地方官吏积极救灾的行为亦不吝赞誉。清代少数民族诗人在进行灾疫书写之时,常以叙述性话语为基调,并将叙事、描写、议论和抒情等多种艺术手法相给合,使此类作品显示出较明显的叙事性特征。

摘要：本文在艺术人类学的视角下,主要考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南沟剪纸的生存环境、创作群体、创作形式、色彩题材、民俗功能、产业化情况等,着重就男人创作群体、黑色和染色剪纸、边剪边唱、团花题材、民俗文化功能、地坑院的生存条件等特点,提出“南沟现象”。同时,在南沟剪纸传男不传女的传承思想的影响下,也传递了对剪纸的坚持、耐心、专注、敬业和严谨的手工精神。

摘要：榆林窟第三窟普贤变壁画是一幅风格鲜明的优秀绘作。本文尝试从文献学和图像分析的角度重新进入此作品,进一步讨论此壁画的风格特征,如:行旅母题和茅屋母题承接中原样式,视觉元素的表现兼具复杂的“神性”和“现实性”,绘画语言与结构章法同样与中原传统绘画艺术有着深层次的重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