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楹联是世界上独特的汉语文化遗产,作为文化景观的楹联写景状物、叙事记史,是极具旅游价值和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可以成为旅游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楹联融文字、语言、书法、文化、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人物故事于一体,凝练的文字背后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信息,其文化景观叙事特性鲜明而深刻,具有广告宣介和导游讲解的叙事功能。楹联是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象征符号和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遗产旅游"依托的文化资本。楹联的旅游开发是一种复兴传统文化的"认同性经济"行为,是对文化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的合理路径。

摘要：非遗创业是生产性保护的必要路径,传承人是非遗的"文化持有者",应当是非遗创业的核心群体。基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派剪纸"创业实践的案例,分析非遗传承人要具备几个重要的创业意识: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意识是创业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市场认同意识是非遗创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保障;非遗产品的创新意识是创业企业的生命力。这三种创业意识是基于非遗资源真实性、传承性、认同性等本质特点提出的,其根本旨归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非遗的生产性保护。

摘要：西湖断桥唐时鲜为人知,宋时以'断桥残雪'的自然风光闻名,直至在元代西湖竹枝词中才开始出现与爱情相关的意象。断桥爱情景观的建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元明清西湖竹枝词的情感酝酿期,二是白蛇传说戏曲、小说、口传、民歌等艺术形式的强化定型期,三是当代断桥求婚的仪式化传承。西湖断桥爱情景观的建构充分体现了民间传说与景观的互动逻辑,传说建构景观话语,景观话语一旦形成并定型,又以景观叙事、仪式行为叙事等形态承担着发展、传承传说的叙事功能。

摘要：《舌尖上的中国》引发了“章丘铁锅热”,铁锅背后的章丘铁匠却鲜少有人关注。基于非遗传承人牛祺圣的个人生活史,考察铁匠行业习俗规制,铁匠行业生态及热潮背后的手工技艺转型,能够透视铁匠在不同语境下的生活实践与策略选择。作为一个匠人,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中谋求生存发展空间,在回归生活与走向艺术之间进行调适;作为一个传承人,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和使命感,对于技艺文化传承有着自己的长远规划。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个人作为民俗主体,其日常生活承载着丰富的整体性生活文化。

摘要：迄今为止,学界围绕着我国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与代表性传承人制度进行了大量的论证探究,主要内容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申报评审研究、名录分类研究、名录制度反思与改进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研究、退出制度研究、保护扶持制度研究、传承人制度反思与改进研究等。相关成果较多且富有成效,有力助推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特别是非遗管理制度的建设;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也存在综合性与系统性不强、对于制度的反思与改进不足、理论建构与自主话语欠缺等问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这些贡献与问题皆为进一步探讨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改进设计提供了重要参照和必要基础。

摘要：从民俗谱系的观念、方法出发,探究始终居于传承、变异之中的春节习俗形态的结构、功能与价值,有助于避除碎片化误区,彰显容易被文化细节遮蔽的宏观气象和本质精神。传统春节习俗经由长期发展,形成了整体与多元、互动与认同相统一的结构谱系和功能谱系,支撑这一谱系性存在的是文化共生的逻辑。在现代化的文化迫力下,民俗谱系的应时之变主要表现在简易化、同质化、碎片化、个性化、虚拟化、商业化六大方面。由其民俗谱系维系的春节神性则集中反映出年节在家族、地域、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上依然存在的当代价值。

摘要：年画是百姓用于驱邪祈福的民间艺术形态，多在岁末年初张贴。作为中国年画的重要流派，杨柳青木板年画产生于明末，兴盛于清代，以天津杨柳青镇为中心，在华北民间广泛传承至今，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摘要：羊作爲最具代表性的神聖動物之一,從過去到當下,在人們的精神領域内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神羊,一度成爲神權的代言人,@種現象折射出的當是一種民間信仰的再轉型,即動物變得有神性繼而成爲政權符號的象徵。本文整合文字學、人類學、考古學等多學科的知識,以圖對羊的獻祭、神判、引魂等民俗文化内涵進行譜系性解讀。

摘要：上海市民文化节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取得了许多成绩，获得了一片赞声，收获了许多经验。其办节成效为其他城市或国家举办节日提供借鉴。盘点以往几届文化节，可以看到其中凝结了，灸多文化工作者的辛勤汗水和主办者的创意、以及参与者的热情，不可忽视的还有政府相关部门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国家积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下，上海市民文化节作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极好平台，有持续举办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也有更高的发展要求。那么，上海市民文化节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办得更好？本文对此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飞速发展,民俗学研究也需要从聚焦乡村向关注城市做适当的调整。相较于乡村研究,在城市进行研究不仅需要调整操作方法,问题意识与研究视角也需进行相应改变:一方面,城市研究需要从城市的特征出发,充分发挥城市资源优势;另一方面,结合城市"民"的特点和新时期民俗学的研究任务,我们需要从注重底层转向注重身边的"我群",从注重血缘和地缘转向注重趣缘,并运用个人生活史和"考现学"的方法来关注当下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这样的调整,希望能给当下充满学科危机的中国民俗学带来新鲜的气息、赋予新的能量,从而开拓学术视野,迈向现代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