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三五"以来,随着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和人才培养观念的转变,华东政法大学启动了书院制教育改革计划,作为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和重大举措。构建了以办学定位为核心的理念体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体系;知识、能力、价值、智慧相结合的素质体系;支撑学生全面、多元发展的通识课程体系;全员参与的书院综合育人体系等。通过整体设计,把握通识教育质量;融通专业教育,体校通识教育效用;多元拓展资源,满足学生成长需求;积极建设第二课堂,丰富学生成长环境等措施,培养德法兼修的中国法治事业接班人,致力于将华政打造成为法治人才培养的重镇。

摘要：经历了这样一次历时一个学期的教研活动，老师们有了共识：组室教研必须摒弃一个人一台戏的场景，要能够设计不同环节，让每一位教师能以不同形式参与。教研组是个团队，唯其在团队环境下分工、合作、竞争，才能让个体在其中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提升。

摘要：《民法典》居住权呈现出结构化、层次性和价值多元的特质,但其制度设计未适当提取公因式,有待透过宽松的解释立场,完善和充实其三层法律构造的具体细节。《民法典》第366-370条形成第一层构造中的合同居住权,对其主体、客体、权能、消灭事由应该采取文义解释、目的性扩张、目的解释及体系解释等不同解释方法,在恪守物权法定原则之外有效保护契约自由。《民法典》第371条形成第二层构造中的遗嘱居住权,其在设立方式与形式、继承与转让、登记效力等方面,参照适用合同居住权规则的空间非常有限,法律适用机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民法典》第243条第3款、第1090条等形成第三层构造中的法定居住权和裁判居住权,于其类型化的基础上,需要朝具体化的方向填补漏洞。从而,促进居住权在我国的规范体系化和内容本土化之成长。

摘要：电子游戏规则属于思想与表达两分法中的思想。思想与表达并非以概括与具体作为区分标准,电子游戏规则不因其具体、复杂就从思想转为表达。不能为了绕开著作权法不保护规则的原理,就将电子游戏规则等同于游戏规则的表达。任何操作方法都属于思想,不能以违反法律解释基本原则的方式将音乐作品、戏剧作品和摄影作品等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解释为“操作方法”,从而为著作权法保护电子游戏规则提供正当性。作为表达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情节只针对叙事性文学作品且能够被表演,而电子游戏规则不具有叙事性且不能被表演,不能被类比为情节。电子游戏规则并不处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著作权法》第3条对作品的定义只是构成作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具备独创性的电子游戏规则因属于思想并不能作为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将电子游戏规则作为新类型作品保护将导致国际保护中的不平衡,即国外的电子游戏规则将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在我国被认定为作品并受到保护,而我国的电子游戏规则在国外无法被认定为作品并受到保护。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传统作品之间具有一定相似性,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可以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存在争议。著作权法的诞生依托于对作者创作力的认可,保护的是一定门槛下的“创造性劳动”,而非宽泛的人类智力投入。人工智能系统设计者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人力投入、用户多次输入的提示词以及后续修改的人力投入在多数情况下属于著作权法不保护的一般人力投入。人工智能系统设计者和用户对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输出的最终成果不存在“可预测性”,因此人工智能系统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工具”。即使人类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修改后的产物或可被认定为作品,也需要排除人工智能系统在其中的贡献。

摘要：我国的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立法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然而,其实际运行效果与立法初衷、社会期待仍有较大差距。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立足个人权利的制度方案与中国传统“家”文化之间的内在冲突。欲完善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需要深入解析中国的家文化,重新定位家事法律关系。在监护协议、监护监督等核心问题上,应以区分“有家庭成员意定监护”与“无家庭成员意定监护”为基础设计相应法律规范,从而将传统文化精髓融入这一现代民事法律制度之中。

摘要：清朝前期努力以传统的“朝贡—册封”体制来规范和解释中欧互动,将欧洲各国等量齐观地视作亚洲各朝贡国,强行纳入“朝贡体系”的想象之中。而康熙开海之后则开始更加务实地正视与承认这些国家与中国交往的纯粹经济动因,就规范语言的角度来看,原本的“朝贡国”之外又提出了“互市国”概念并举。由此可以看到,清朝对于荷兰、西洋等欧洲国家事务的秩序设计,明显经历了一个由“朝贡”到“朝贡”与“互市”杂糅的转变,这一转变可以窥见清政府面对全新交往对象,突破旧有交往模式的调试努力与纠结心态。

摘要：《民事诉讼法》规定在线诉讼需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以“经当事人同意”为条件,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而根据司法解释,在线庭审中除非各方当事人明确表示反对或一方反对且有正当理由时不适用,否则应予适用。司法上在线庭审的变相强制与立法上在线诉讼的自愿原则似乎存在规范冲突与矛盾。此种“轻重错配”的程序设计与在线庭审在整个在线诉讼中的地位不相称,且容易侵害当事人的程序权益与实体权益。在“当事人同意”形态上,在线庭审不应设置得比在线诉讼的条件更为宽松。在线庭审应经当事人积极主动选择,并为其程序选择权的行使提供切实的程序保障,以彰显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并进一步提升在线庭审的正当性。

摘要：数字技术将人类文明的秩序状态拓展至全新的虚实同构的数字空间中。科学立法秉承求真向善的价值取向,在数字时代重构着社会的治理格局。数字技术创新在立法领域引起立法内容和立法技术的变革,数字领域不断涌现出新的立法需求,数字技术嵌入立法过程并内化成立法顶层设计的内容。数字时代的科学立法要充分体现数字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构建理性安全向善的数字治理秩序为价值追求,为数字化善治提供制度保障。数字时代的科学立法面临着法律规制模式和法律场景的变化,数字技术发展衍生的新模式新业态带来归责困境,人的法律主体性受到算法秩序的挑战,数字技术介入行政过程会侵扰个体权利的行使空间。通过科学立法稳步推进数字化善治,要设置权利保护的先设机制来预防损害,厘定数字技术的伦理底线来捍卫人性尊严。立法者要提升数字化素养,通过应用并完善智能立法系统提升立法质量和立法效率。

摘要：税务约谈执法是纳税评估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税款征收程序与税务检查程序的联结点。作为一种灵活柔性的征管方式,税务约谈蕴含了协商式执法、纳税人中心主义以及合规性督导等新型执法理念,有利于形塑和谐良性的税收征纳秩序。与此同时,税务约谈顶层设计的规范缺失、法律性质的不够明确以及地方试点的非均衡发展弱化了其正当性基础,进而影响了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当前,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与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时代需求进一步凸显了税务约谈执法的现实意义,其制度构建的着力点在于提升立法层级、细化权利义务、拓宽应用场域和完善机制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