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一系列立法工作的推进,我国逐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时代的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提供了法律支撑,在职务违法犯罪调查的国家权力运作与被调查人的程序权利、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公众监督权等之间已形成富有张力的制衡格局。但是,在制度实践中,仍然存在调查权程序结构失衡的问题:组织布局不均衡、程序主体权能不平衡、阶段性程序设计失衡。为此,有必要在体制调整和法制改革中均衡推进调查主体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均衡配置调查程序主体之间的权能、重构调查程序内部的阶段性流程、进一步强化调查程序主体权利对权力的动态均衡。

摘要：在我国现行司法改革中,作为整个改革的把手,司法责任制具有惩戒、制裁、威慑司法人员不法行为之功效。然而司法责任制的建构将会面临历史惯性困境、制度设计困境及与基本司法原理/规律相悖反等方面的困境。在目前,基于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传统文化背景及审判模式,我国的司法责任制不能完全是英美式的司法责任豁免制,而是一种结合我国具体相关背景及所欲达到目的的有限度的司法责任追究制,主要包括错案认定的行为与结果相结合的二元主义以及确立审判自主权等。

摘要：司法克制主要是指法官遵照成文法或者前例作出司法决定,其与司法能动主义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实际操作意义上,二者只是行使裁量权的程度或大小不同而已。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都是一种司法的姿态,一种对待司法的主观态度。显然,司法能动主义倾向的是在法律适用上的实用主义,强调司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态度;而司法克制主义则倾向的是维护司法独立和程序公正,强调法官作为审判者消极中立的态度。绝对的能动主义或者司法克制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司法行为亦是一项艺术,只有既有刚性又有灵活性的司法才最具有生命力。

摘要：作为我国传统的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之一,监视居住自创设起就争议不断。在2012年刑事诉讼修法中对该强制措施进行了修正,却引来更多的关乎其存废或者修改的争论。针对此问题,应当从监视居住适用的现实境况着手,分析监视居住制度设计方面的合理性及科学性问题,且从深层次对监视居住与基本权原理的关系进行反思,从而确立一种对监视居住进行技术及价值两方面改造的路径。

摘要：公诉权和司法权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权力,在本质上具有同源性,都是国家权力在刑事诉讼中的变体。但同时二者又具有异质性,二者不能简单在国家的名义下而结合,这是与制度设计者或立法者的原意不相符合的。因此,必须理性地对二者的角色以及相互关系进行定位。因为这决定着刑事诉讼的良性运作乃至法治国的形成。从哲学的视角通过冲突——衡平的方法论对我国公诉权与司法权关系进行透视和分析,以异域的法制为借鉴,或许可以找到一条现实的可行路径。

摘要：超期羁押、高羁押率属于我国司法体制的顽疾之一。虽然其具有方便侦控进行及保障社会安全等实用主义方面的价值,然而却属于对公民基本权损害最为严重的措施。因此,这也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确立的最主要立法目的。对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而言,其具有相对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法治进步之体现。但是,其在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审查理由/标准等方面存在设计技术方面的缺失,因此需要在现有的体制限度内进行修正或者调适。这可以通过确定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增强程序的对抗性及公开性,保证被羁押人上诉/申诉救济权利等方面,从而在一定限度内实现被羁押人基本权的保障。

摘要：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保密制度扩展了犯罪人隐私权保护的范围。这是《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所规定的未成年人特别、优先保护原则的体现,也是一种基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角度的考虑。我国关于禁止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制度设计存在诸多模糊与疏漏之处,应借修订《刑事诉讼法》的机会予以细化和完善。

摘要：刑法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具有补充主要规定不足的作用,存在构成形式上的一致性;同时,它们所规定的内容与基本规定的关系、适用条件以及功能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通过总结和反思一些学者归纳的区分方法,根据刑法中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的联系和区别,可以综合三种较为妥适的方法:在某条款不存在与存在情况下所得出的结论是否相同、法条所蕴涵的立法意图,以及某条款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或可推广性,以准确区分刑法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条款。

摘要：通过深究刑法中的法律拟制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刑法中法律拟制的法理基础主要有五个方面:通过设置法律拟制,可以避免法条冗繁、维护法律稳定、解决司法疑难问题等,从而节约刑法实现成本、促进刑法效益和价值的最大化,实现刑法经济性;法律拟制是立法者追求实质正义的生动体现,而罪刑均衡是实质正义在刑法中的具体表达,正是以实现罪刑均衡为目标引领,立法者方才设置了诸多法律拟制条款;在刑事法领域,我们需要运用类比思维来解决新问题、开拓新思路,以使我们的刑事法律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也能够应对不断产生的新问题,而刑法中的法律拟制其实就是类比思维在刑法领域的生动写照;法律拟制不论对于制定法还是判例法而言,均是一项实践操作层面的典型立法技术;法律拟制也是刑事政策得以通过刑法予以充分贯彻实施的重要途径。

摘要：蜜罐技术是一种主动取证手段,它在复杂案件处理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然而它在证据获取之初采用诱惑技术手段,这使得采用蜜罐技术获取的电子证据备受争议。大多数争论集中在这种技术是否归属为钓鱼执法或警察圈套。本文通过分析蜜罐技术的设计原理与使用机制,提出基于蜜罐技术取证获取的电子证据效力判定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