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指出"实现全民终身学习"是教育的使命之一。《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及"十四五"规划将公民终身学习的"全面实现"作为奋斗目标。终身学习是公民生存权、发展权的核心内容,权利与救济的相伴相生是法律意义上权利的最基本构成要件。终身学习从"赋予"走向"实现"依赖权利救济制度的确立,公民依法践行学习权利,权利受到侵害有可供选择的救济方式,侵害行为承受法律上的否定性后果。学习权救济制度的设计依托现有法制基础体现学习权的特殊性,充实并细化法律责任促使学习权保障进入司法视界,增强全民终身学习的权利观念,推进终身教育事业的规范化发展,推动国家终身教育立法进程。

摘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农民农村实现富裕就要摆脱贫困、促进乡村振兴,让富裕有增长基础;农民农村实现富裕就要缩小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让富裕有分配、社会流动支撑。基本公共服务能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在于基本公共服务能有效解决农村相对贫困、促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同时基本公共服务通过人力资本、均等化、赋权赋能“三大”机制,有效发挥其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社会流动效应,使之成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动力机制。因而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须从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供给能力三大方面优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发挥好基本公共服务的增长、分配、流动作用。

摘要：项目制是当下乡村振兴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常见形式。通过Z县C、K两镇全省第一批“乡村振兴示范村”项目决策、实施与效果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乡村振兴项目执行的政策决策、项目实施与社会互动的三重逻辑。注意力分配、行政能力和政策场域能够影响乡村振兴项目的执行效果。比较分析得出,社会效果与政策意图兼顾是乡村振兴项目决策的逻辑起点。基于项目承接实施、内部矛盾调和、目标认同的行政能力设计,构建起各行动主体相互合作的政策场域,有益于乡村振兴项目执行的社会效果。

摘要：我国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发展迅猛,吸纳了大量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对稳定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业态从业人员集中于外卖配送、快递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职业伤害风险较高。由于新业态平台企业普遍采取人力资源弹性管理和灵活用工模式,新业态从业人员与平台企业之间的雇佣关系呈现弱化状态,致使其很难进入与劳动关系紧密捆绑的工伤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我国政府已明确提出将建立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制度构建的前提应该是明确平台企业和新业态从业人员之间存在新型雇佣关系,职业伤害保障制度设计应以“职业伤害风险防控—强制性伤害保险配置—保险服务—审慎监管”为内在逻辑主线,通过多主体参与互动,构建多维的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体系。

摘要：促进型立法是指立法文本标题有“促进”字样,将调整机制重心放在权利、鼓励、奖励,追求更优的价值目标,以政府责任兜底的法律文本。我国促进型立法的常见缺陷是,经验尚浅的新立法形式,法律条款雷同重复,混同于管理型法,软法比重过大,过分倚重激励机制。作为一种工具,促进型立法应着眼于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公民权利,建设有为政府,调控发展节奏和丰富立法手段。促进型立法的制定应当遵守的技术规则主要有,尊重人的主体地位,找准立法的价值目标,偏重政府职责的制度设计,规定内容具有可执行性,强化立法评估机制。

摘要：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往往被称为社区治理的“三驾马车”。现有的制度设计较多地从三者关系入手,讨论社区治理中的整体性组织结构,而这一框架在应急治理中面临韧性转换的任务。在城市紧急治理中,基于一致性的应急管理把权力运行与权利主张纳入有限空间,社区居民以志愿者的角色进入这一空间,从而形成“街道+居委+志愿者”的国家中心主义的组织体系和“市场+社区精英+志愿者”的社区中心主义的参与体系。从叙事方式上,后者以“邻居”的身份从物资保障等方面缓解了社区居民的资源不足,介入社区治理;从集体行动上,中国城市中的“邻居”以居民、业主等多重身份的灵活切换以及跨组织行动对现存城市制度框架形成了功能补充;从压力传导上,“邻居”的行动方式、组织模式和韧性机制,拓展了社区自治的视野,催生出社区治理“三驾马车”的外部压力。

摘要：“双碳”目标的提出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重要挑战。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时间紧、任务重,需要充分依靠多主体间的协同和科学技术的支撑。“双碳”目标的实现,不仅要在节能降碳技术上有所突破,还要建立相应的管理技术体系。区块链就是这样一种协同管理技术。区块链的技术特性与碳足迹记录、碳排放管理、碳交易等“双碳”目标需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可以构建一种零碳区块链,使区块链的技术优势在分布式能源系统、绿色金融、低碳城市等场景为“双碳”目标赋能,同时帮助国家及时、准确地掌握各地区和各主体节能降碳目标的达成情况,从而促进“双碳”协同治理。零碳区块链是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的产物,政府和研发者需要对其自身能耗、建设成本以及单项技术局限等问题给予充分关注,做好技术设计和场景适配。

摘要：按照“理念—行动者”框架分析,社会治理创新竞争是国家治理理念转变下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是央地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期望的一种回应。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展现出有限理性行为,出现了为竞争而创新的行为偏差,展现出弱GDP产出与强注意力分配、实质空间扩展与自主空间紧缩、问责制度强化与治理创新竞争三重悖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竞争异化的目的在于获取更多的激励资源,其通过安全创新空间、上下级共谋等形式,一方面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另一方面则与其他“创新共同体”进行竞争,揭示出为竞争而创新的缘起、演变与强化的逻辑过程。中央政府应推进边缘革命向顶层设计转向、完善监督与官员评价等治理制度,地方政府应转变治理观念,同时强化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政社协同,真正通过社会治理创新增进社会整体福祉。

摘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基层治理勾连了国家-社会关系、政府层级关系、社会领域内的微观行为,是解读中国之治的“富矿”所在,因此也吸引了多学科的研究者。由于研究领域及研究者的特征,这一领域非但议题庞杂,也充满了方法的争议、视角的竞争。基层治理研究应以寻求因果解释性知识为使命;这就意味着共同体须基于共享的宏观理论话语、中层理论概念和微观经验命题,在研究问题的提取、分析要素的设计与方法的选择上形成必要的共识,追求可嵌入到既有研究领域脉络中的共享性因果机制解释。在未来,这些局部性、竞争性的机制模型,可为共同体进一步探索基层治理的一般性、一致性知识提供元素;计算社会科学方法的出现可望为基层治理研究的范式转型开辟道路,基层治理的“一般原理”亦将极可能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出现。

摘要：数字乡村战略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在新农村建设中,实施数字乡村战略的政策目标在于发掘数字化在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等方面的巨大潜力。当前,全国各地虽然对数字乡村建设进行了持续的实践探索,但是在实践中仍面临着一系列的政策梗阻。这些政策梗阻,主要包括政策设计缺位、政策学习机械化以及要素保障不足等。疏解这些梗阻,需要发挥“府际关系”在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运用好政府间纵向上的上下层级联动扩散与横向上的同级学习竞争扩散两大路径,以打破数字乡村战略实施的政策壁垒,并制定保障政策执行畅通有效的配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