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代表对选民的回应性是代议政治运行的重要保证。在代表回应性的实现机制方面,中西方差异最直接体现于连选连任压力机制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中国机制强调构筑代表与选民间的“情境同构”关系,即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使代表与选民保持长期接触,以此产生两者间具有共同生活情境的一体化结构,并激发代表的回应性。而西方机制的核心特征是收益激励。中国模式契合中国政治理念和现实,应予以坚持和完善。

摘要：大模型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知识生产革命,影像生产也概莫能外。影像创作大众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从专业化到大众化的转变,并最终进入一种大众美学的时代。影像启蒙可能会变成新的影像神话,表现为加速中的迷失、无意义的影像和人类意义的危机。要回到启蒙本身,一是通过影像知识确权来减缓影像生成速度;二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设置影像生产的手工绿洲;三是在社会转型中逐步形成共生性规则;四是通过行动不断返回创造性本身。

摘要：“双碳”目标的提出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重要挑战。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时间紧、任务重,需要充分依靠多主体间的协同和科学技术的支撑。“双碳”目标的实现,不仅要在节能降碳技术上有所突破,还要建立相应的管理技术体系。区块链就是这样一种协同管理技术。区块链的技术特性与碳足迹记录、碳排放管理、碳交易等“双碳”目标需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可以构建一种零碳区块链,使区块链的技术优势在分布式能源系统、绿色金融、低碳城市等场景为“双碳”目标赋能,同时帮助国家及时、准确地掌握各地区和各主体节能降碳目标的达成情况,从而促进“双碳”协同治理。零碳区块链是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的产物,政府和研发者需要对其自身能耗、建设成本以及单项技术局限等问题给予充分关注,做好技术设计和场景适配。

摘要：民主政治被认为是注重平衡与妥协的政治艺术.然而,在众多新兴民主国家,议员在议会殿堂内发生肢体冲突却成为一种颇为普遍的政治现象.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议会暴力的逻辑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剖析:政治冲突的普遍存在与政治信任的不足是议会暴力的社会根源;违背民主理念的政治权力分配结构导致政治冲突向议会冲突转化;不合理的议会制度安排促使议员选择以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议会暴力的频繁发生,既不利于议会功能的正常发挥,也有损于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尽管如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议会暴力也有助于实现权力的制约平衡,缓解政治冲突,不可谓毫无政治功能.

摘要：研究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对当下中国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讨论颇具意义。从国家与社会的相关关系上考虑,美国国家治理可归结为"弱耦合"型治理模式。此种国家治理模式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完成构建,即多元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认同性作用、复合国家治理权力结构的嵌入性优势、多效国家治理主体能力的渗透性发挥。美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弱耦合"特征首先体现在"耦合"上,其次体现为"弱关系"。"耦合"包括国家治理结构上的耦合和国家与社会间的耦合。弱关系是指在美国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下,治理主客体之间存在丰富的弱相关关系。最后,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同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制度设计悖论,即保护少数人的精英倾向和地方分离趋势。

摘要："失败国家"问题的出现,使得人们试图通过设计相关的评估指数来反映国家的失败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风险评估和引导资源配置。尽管这些指数确实可以使某些处在脆弱境地当中又未曾受到应有重视的国家被纳入国际社会视野,但由于它们在指标体系设计上的缺陷、具体指标选择的不当、数据处理和指标聚合的不足,使得国家脆弱程度指数通常难以确切反映国家失败的程度。也正因如此,这些指数在风险评估和资源配置引导上往往力有不逮,相反,其所构筑的"知识效应"或"主权等级"反而可能会进一步伤害"失败国家"。

摘要：国家治理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概念,实际上它可以转化为由一系列指标组成的评估体系和分析框架,从而对世界各国的治国理政过程及其结果进行细致和系统的观察。通过设计测量指标来对国家治理进行评估,能够突破西方世界提供的分析视角的局限,从而客观地展现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成就。在推动国家治理的分析框架和国家治理评估的指标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将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治理理论范式的成熟将取决于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理论化程度。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理论化从而推动国家治理理论范式的成熟,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构建自己的制度性话语权、积极参与世界政治竞争的重要举措。

摘要：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一些西方国家已将指数的设计和发布视为传播话语体系和政治霸权的表达工具。世界银行开发的世界治理指数被公认为是西方主流治理指数中科学性高、影响力广的综合指标之一。通过特定的数据筛选标准、数据来源、数据处理方法和数据公布形式等研发环节,世界治理指数的研制者将西方价值观十分隐蔽地加入到指标评估的过程中。世界治理指数本质上并非秉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世界治理指数隐蔽加入价值观判断的行为,不仅逾越了世行机构"行为不能涉及其他政治化"的工作红线,而且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国际制度性话语"霸权"。对此,中国一方面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治理指数的完善工作,不断获取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还应该构建本土国家治理指数,突破西方指数霸权的束缚。

摘要：近年来,西方理论界开始了对民主化理论的反思,但对国家治理还未达成共识。国内学者对国家治理的研究走在国际学界的前沿,但存在缺乏统一概念及操作化研究不足的问题。国家治理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强调国家治理的自发性、整体性和阶段性三者的相辅相成。西方在国家治理指标的研究领域有许多重要成果,但在价值偏好、指标测定和方法操作上存在明显缺陷。根据国家治理理论的系统性与国家治理的特性,研制新的国家治理指标体系,设计科学的操作步骤,对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价值性和持续性等一级指标进行逐级评估,对增强中国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具有一定的意义。

摘要：在现代西方学界,研究者们惯用指数来相对直观地表达认知。在现代化、民主化和治理等重要的研究论域,已经出现了众多指数研究成果。这些指数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对许多国家产生了直接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一些研究论域的话语权。客观地说,西方主要治理指数具备了较强的科学性,因此使得各国民众相对容易地对其产生认同。但是,西方治理指数在价值偏好、结构设计和方法论上存在明显缺陷。西方治理指数大规模的研制,一方面与后冷战时期西方政治意识形态隐性传播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也与科学知识占据知识认知话语权主要地位的现状密切相关。因此,这些指数无疑存在西方化的倾向。在现有的西方各类指数排名中,中国基本上都处于比较靠后的位置。如何运用客观数据评估一国现代化治理水平,事关一国治理的国际对话能力。西方不愿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政治霸权的逻辑,国内学界应该尝试突破西方政治领域的指数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