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价值对齐是大模型伦理风险防控的核心手段,是构建可信人工智能的关键。大模型价值对齐的运行机理展现了人机协同的技术治理逻辑。人工智能治理的制度规范蕴含了价值对齐的要求。然而,价值对齐的标准模糊对商业自由、言论自由造成冲击,价值对齐的义务责任不明引起开发者与提供者的权责失衡,大模型自主性与可控性、可解释性的法律要求之间又存在一定张力。针对上述困境,大模型价值对齐的理念应从绝对安全转向合理成本的模型安全,从单一维度规制转向共建共享的合作治理。在此基础上,大模型价值对齐应以体系融贯为原则,构建目标限缩与标准解释机制;以分类分级为基础,设计伦理风险评估、审计与应对机制;同时,以责任豁免与公共数据供给机制,形成对价值对齐的激励。

摘要：公共性算法制度是由政府主导,通过算法设计、运行和规制,构建算法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旨在提高政府治理效率,保障公民权利,优化算法结构,促进技术公平。随着人工智能的大范围应用,算法作为其背后的技术单元因其机制不透明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焦虑,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尤为明显。通过对公共性算法制度的建构与完善,能够化解相关焦虑、增强数字时代下的各方互信。从数字政府建设的角度出发,公共性算法制度建构具有三个方面的实践价值:即,政府决策质量与效率的同步提升、政务服务成本与交互的双向优化、政府监管从一般到特殊的智能联动。而就公共性算法制度建构的运作环节来看,其也能够实现各阶段上的理性贯通:在喂养模型阶段,能够在数据治理保障下进行语言训练;在双向交流阶段,能够实现人机相互补充下的实质正义;在价值导向阶段,能够以例如公平、透明、可信等多重基本原则来保证算法的公共属性。公共性算法制度的建构需要通过准入阶段合理设计、建立多元协同机制、强化数据监督三个方面来实现。

摘要：数字身份系统的设计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是数据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开启数据要素市场的钥匙。数字身份系统是实施数据控制权和同意的载体,这决定了其设计需要内嵌能够支撑数据要素流通的法律规则与理念,甚至更大范畴的人权,以让所有人参与到数据经济当中。去中心化的数字身份系统可实现数据访问控制的透明度,并可改进既有无效、滞后的同意规则,为数字身份系统用户提供连续性、实质性的同意。在设计去中心化数字身份系统时,应以合目的、包容性、可用性、可控性、安全性五大价值为设计导向;综合视觉理论、标准化语言与道德内嵌为设计方法。随着数字身份生态系统的扩大,运营者和设计者将需要准备好新的治理和运营模式,为未来进行迭代。

摘要：以法律行为制度为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悬赏广告的规范适用既涉及合同编的局部衔接,也涉及总分则的协调与整合。悬赏广告意思表示在相对人、标的、发出、失效等方面有其特殊性。"合同说"之下,只要相应的承诺构造不固守"意思实现说"的逻辑,仍可实现对完成行为时不知悬赏者的保护;相比"单方行为说",还能更妥当地处理非完全行为能力人的利益保护问题。从总分则体系协调的角度观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采"合同说"是妥当的,其原理构成则宜采"意思行为说",区分"完成特定行为"和"承诺意思表示"两个环节,悬赏广告意思表示属于附生效条件的要约。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9条明确了悬赏法律行为可产生报酬给付的债之关系,涉及作为独立合同类型的"悬赏广告合同"。悬赏意思表示是相对人不特定的要约,认定其主体、内容应根据所涉不特定相对人的通常理解作意思表示解释。特定行为人经完成行为取得承诺资格后,可决定承诺悬赏要约,成立悬赏广告合同。已成立的悬赏广告合同的效力可能受制于特定行为人或悬赏人的行为能力,悬赏人非诚意而发布悬赏仍可能成立合同并生效。遗失物拾得人负有法定返还义务不影响其基于悬赏关系取得报酬请求权。完成特定行为并非义务,不存在与给付报酬之间的履行抗辩问题。悬赏广告合同是否排除无因管理规则,取决于个案中悬赏关系是否对管理费用等问题作了特别规制。若经完成特定行为并承诺而成立有效的悬赏广告合同,则悬赏人取得行为完成之利益不构成不当得利。优等悬赏广告合同在要约识别、成立流程、效力内容等方面有其特殊性。

摘要：智能机器人是由程序设计和编制而成且具有辨认控制能力和学习能力,同时能够自主思维、自发行动的非生命体。智能机器人与自然人的根本差异在于其不具有生命体,智能机器人与动物的差异在于其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智能机器人与普通机器人的差异在于其可能超越人类设计和编制的程序产生独立的意识和意志。不排除智能机器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可能,其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可分为两种:在程序设计和编制范围内与在程序设计和编制范围外。在程序设计和编制范围内智能机器人实施犯罪行为是按照人类的意识和意志,应当将智能机器人看作人类实施犯罪行为的"工具",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智能机器人可能超越程序的设计和编制范围,按照自主的意识和意志实施犯罪行为,因而完全可能成为行为主体而承担刑事责任。

摘要：1982年宪法制定过程中的宪法委员会,是由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在1981年酝酿和设计的,未能提交正式的会议讨论即放弃了。进入1982年5月后,在全民讨论和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宪法修改草案中,很多方面要求改革宪法监督制度,代表性的意见之一还是要求设立宪法委员会,但是,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宪法委员会的方案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体制下,它很难有存在的空间,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对它持否定态度,当时的社会背景也几乎不允许宪法委员会产生。回顾和分析这段历史,对于如何认识、完善和构建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以人工智能产品是否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可以将其划分为弱人工智能产品与强人工智能产品。弱人工智能产品不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仅能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内实施行为,实现人类设计和编制程序的目的。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外患"在于,人类完全有可能让其为己所用,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弱人工智能产品作为犯罪工具,当然无刑事责任的承担可言。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内忧"在于,强人工智能产品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能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外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其具有独立人格和刑事责任能力,可以将其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并给予刑罚处罚。强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者和使用者未履行预见义务和监督义务,可能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其可能与自然人责任主体、其他强人工智能产品构成共同犯罪。针对强人工智能产品的犯罪,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等刑罚种类。

摘要：认罪认罚从宽顶层设计和制度推进的关键在于让一线办案人员有现实选择的标准和可供切实操作的程序指引。不能将认罪认罚概括为一个原则或制度名称,将其简单地糅合到既有的程序当中去。相较于已有的规定和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应着重强调其特质性内容并一以贯之地进行技术规则的补充完善,一方面应按照认罪与不认罪进行程序区分,另一方面在整体设计上应体现程序的逐渐简化内容,从而使繁简分离于具体程序的选择和运行中。中国式认罪认罚的构建要注意制度背景差异和实践运行效果要求,同时要避免可能产生的程序疏漏,在律师实质辩护的制度保障下,真正实现其繁简分流的价值取向与立法任务。

摘要：对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主观罪过的研究和准确认定,有利于防范人工智能技术风险,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步。研发者设计以实施犯罪行为为主要目的的智能机器人时,对于智能机器人造成的一切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其主观罪过应被认定为直接故意。研发者设计以实施非犯罪行为为主要目的的智能机器人时,对于智能机器人造成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当研发者违反了注意义务且有刑法明文规定时,其主观罪过应被认定为犯罪过失。应根据智能机器人的“智能”程度分“直接过失”、“管理过失”、“监督过失”三种类型来确定研发者犯罪过失的认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