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税务约谈执法是纳税评估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税款征收程序与税务检查程序的联结点。作为一种灵活柔性的征管方式,税务约谈蕴含了协商式执法、纳税人中心主义以及合规性督导等新型执法理念,有利于形塑和谐良性的税收征纳秩序。与此同时,税务约谈顶层设计的规范缺失、法律性质的不够明确以及地方试点的非均衡发展弱化了其正当性基础,进而影响了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当前,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与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时代需求进一步凸显了税务约谈执法的现实意义,其制度构建的着力点在于提升立法层级、细化权利义务、拓宽应用场域和完善机制衔接。

摘要：2022年沉寂17年的《能源法》终于浮出水面重新列入立法规划,但出台的希望却依旧渺茫。《能源法》的厄运不在于与其他能源法的制度混同或冲突,而在于能源市场与能源规制没有定位;不在于立法技术与制度设计存在争议,而在于能源体制市场化进程与从行政垄断中解放市场的进展;不在于国家能源主管部门不努力,而在于能源市场革命与能源规制革命的法律边界已经超出了政府权力边际。无论是基本法还是基础法,能源战略政策法还是能源管理法,《能源法》都必须解决能源市场与能源规制制度设计的问题。然而,《能源法》制度如何设计或能否出台何时出台均受制于政治家的抉择。

摘要：法律体系在整体上的绿化转型,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新时代立法发展完善的明确趋势,《能源法》的绿化也势在必行。《能源法》的绿化不仅体现为时代发展的外部需要,更是一种内生的制度需求。《能源法》的绿化应坚持异质思维、协同思维和系统思维,异质思维主要解决《能源法》绿化的基本定位问题,协同思维主要体现《能源法》的目标取向问题,系统思维主要明确《能源法》绿化的立法表达问题。《能源法》绿化的系统表达,应体现在多元立法目的并进、结构性制度优化以及衔接性规范设计等不同立法层次。

摘要：伴随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与全民资管环境的建设,资管计划逐渐受到金融机构的青睐,但资管计划收益权的界定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存有争议,法律层面上也存在收益权转让的合法性困扰。在信托法律关系视角下,将资管计划收益权认定为基于基础财产而创设的财产权利对业务的开展更为有利,同时应肯定信托财产中收益权存在的合理性。为应对严苛监管环境下的法律风险,交易主体可以从产品设计、增信、信息披露、内控等方面展开应对,以期搭建更为完备的风险防范体系。

摘要：混合金融工具种类多、变化快、设计复杂,通常税务机关很难通过其合同条款等法律形式对其股债性质做出合理的判断,且不同国家的国内法对混合金融工具定性的规定也有所不同。这些都将引发金融工具混合错配问题,这也是BEPS行动计划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阐述了金融混合错配安排的原理,规范地定义了混合金融工具的概念及主要类型,接着列举出混合金融工具的避税形式及其影响,归纳世界各国在金融混合错配的反避税措施。最后本文总结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我国在金融工具混合错配的反避税的建议:对于可扣除支付不再给予股息豁免,补充说明双重居民身份的扣除,积极与其他国家进行税收合作,建立起反避税联动。

摘要：ESG是关注企业履行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的投资理念及评价体系,对企业良善经营和市场绿色低碳转型至关重要。信息披露制度是我国证券监管制度核心,我国现行以自愿披露为主的ESG信息披露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信息供给不足,披露质量良莠不齐,借助ESG报告实施“漂绿”等问题。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当市场失灵时,需从社会利益出发,妥善处置政府与市场关系,消解公平与效率两难。具体设计而言,应结合域内外ESG信息披露制度实践与我国金融治理之现状,从法律上明确重大性信息强制披露原则,采取“遵守或解释”的监管路径,引入第三方独立鉴证机制,在明晰政府干预ESG投资市场的法律边际基础上,完善法律责任和软法责任相结合的责任体系。

摘要：源于英美法的资产托管制度在历经多年发展后渐趋成熟。我国先后于公募与私募基金领域引入托管人角色,以日本“一元信托”模式为学习基础并吸收借鉴德国模式中保管合同的设计,结合我国国情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元信托”私募基金托管结构。契约型私募基金托管人与管理人同为投资者的受托人,该当共同受托人的构成要件,是《信托法》第三十一条意义上的共同受托人,应对投资人遭受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基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基于共同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已不合时宜,应渐次更新,将“共同受托人”作为原因基础,明确托管人的共同受托地位,更好地保障私募基金市场稳健发展与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风向。

摘要：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和效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试图通过发布《九民纪要》以及《担保解释》来梳理概念、统一裁判。然而,资管领域作为专业化的金融领域,无论是产品设计结构还是独特的“投资”以及“风险”特质,都不同于一般民商事交易。因此,资管产品增信措施的定性不宜完全遵照《担保解释》第36条的认定思路,而应该更多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将其认定为独立的无名合同。在增信措施的效力认定上,需要明确刚性兑付的违法性基础是违反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原则,监管目的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摘要：区别于民事雇佣关系的劳动关系,被认为包含“从属性”之特征,学界主要从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等方面加以研究,而作为本源性从属和间接性从属的技术从属性一直未受重视。技术要素是形成大工业时代工厂劳动的基本动因,也是雇主在劳动过程中将劳资直接矛盾转移为机器与劳动者间接对立之手段。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算法的运用,本来意义上自主灵活的用工形态受到了技术要素的影响,雇主管控效能得以提高,形成了雇主算法权力。雇主算法权力是劳动管理权的技术构成和范围扩张,其形成和运行有特殊性,由此产生了劳资之间的技术势差。需以劳动关系平衡作为雇主算法权力行使之界限,通过制定系统规则,对雇主算法权力的溢出和滥用加以限制和矫正。算法权力构成应防止劳动的技术异化,算法系统设计应做到透明、知情及可释,算法机制运行应避免劳动歧视、直接决定劳动者重大利益及破坏劳动团结。

摘要：黄河流域能源资源分布的多样性与开发利用情势的复杂性,决定了黄河保护立法对能源开发规制的制度选择并非单一价值取向而必须充分考量多种因素的影响。黄河保护立法对能源开发的规制,应以准确理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为前提,同时满足碳达峰、碳中和的导向性要求,还要体现黄河保护立法作为流域立法与相关领域立法的功能协同。为贯彻上述指导思想,在黄河保护立法中应加强与规划相关的法律制度设计,黄河流域以功能区为导向确定能源开发的基本布局,以此为基础,黄河保护立法对能源开发的规制还应以类型化的思路体现能源开发规制的差异性,把节水、控污、产能优化作为对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开发法律规制的重点,对水电开发的法律规制应以推进其与其他能源开发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协同为目标,对风力和光伏发电的法律规制应着力解决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消纳问题,还需要对于增加黄河流域碳汇供给做出专门法律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