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达国家借助竞争中性原则创设的非商业援助规则重塑了国际补贴规则,其影响正逐渐由区域层面向全球范围扩展,大有成为国际贸易新型补贴规则范本之势。然而,非商业援助规则的立法逻辑与规则设计对国有企业具有先天性歧视,偏离了竞争中性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其背后隐藏着发达国家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阻碍中国国有企业参与贸易竞争的意图,不仅会使中国国有企业在开展国际贸易、跨境投资时面临更加复杂和严苛的审查,还会破坏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为此,中国首先可从回归竞争中性的角度提出矫正非商业援助规则的中国方案,其次在谈判中充分利用例外条款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最后积极推动国内改革,从源头上减轻外部规则压力。

摘要：“技术路线决定权”如何理解与适用,既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实践问题,也是科技法学研究中的重要学术命题。考察我国科技政策法规1956年至2022年时间轴,技术路线决定权的范畴演进可初步分为探索阶段(1956-1978年)、发展阶段(1978-2012年)、深化阶段(2012年至今)。这一回顾性梳理,有助于从科技法视域进一步探讨技术路线决定权的法律意涵、属性、定位、运行机理及其制度化设计。

摘要：“城市热岛效应”是世界各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气候问题之一。通过建立“绿色屋顶”可降低局部气温、节约能源成本和减少城市雨水径流量,对于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有着诸多好处。笔者通过分析美国4个典型城市开展绿色屋顶项目所采取的激励或强制措施发现:一方面,各项措施对绿色屋顶项目的开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政策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对当地生态评估不足,以及片面强调“分配正义”却忽略“环境正义”等问题。希望这一研究结果能够对我国城市绿色建筑的发展提供积极的借鉴意义。

摘要：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新形势下国家管理和推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式。科学技术领域的立法对于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的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构成了我国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的基础。结构主义视角将创新生态系统划分为行动者、活动、位置和链接关系四个维度(Actor-Active-Position-Link,AAPL),解构模型结构可以帮助厘清科技创新治理的系统性。科学构建和完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从行动者维度需鼓励发展“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教育,采用“专业化服务机构”代替中介机构,建设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从活动维度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鼓励自由探索结合国家目标的原则;从位置维度提前加强伦理与安全审查,促进科学信息共享和协调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从链接维度基于优化创新要素链接,强化科技规划的预算工作,统筹建立科学数据库。

摘要：合成生物学已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缔约方大会的重要谈判议题,但合成生物学生成物能否适用《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却尚未达成共识。在《公约》框架下提出“四层次分析+三步检验法”作为判断合成生物学生成物与《议定书》适用关系的方法:第一层次是活性生物体,与《议定书》界定的改性活生物体最相似,根据其所处发展阶段、生成物种类和所依赖的技术基础三步进行检验,以判断其是否适用《议定书》。第二层次是基因物质,如果其以生成生物实体为目的,那么可以将其纳入“活性生物体”范畴考虑,运用三步检验法进行具体分析。第三层次是生物系统,生物系统中的生物活体部分,可以适用《议定书》。第四层次是由合成生物技术生成的组成部分和产品,由DNA测序技术生成的组成部分和产品无需适用《议定书》;基于DNA合成技术、基因组设计、合成与组装、基因编辑技术生成的组成部分和产品,可以参照因物质层次的分析方法进行判断;基于元件工程、回路工程生成的组成部分和产品,由生物元件与基因回路组成后生成更高层级的生物系统且具有生成生物实体可能的部分,可以适用《议定书》。

摘要：判定网络虚假、诽谤性有害信息的法律范围,涉及表达自由权、名誉权、监督权、隐私权等多种权利间的冲突问题。判定网络虚假、诽谤性有害信息不能根据权利位阶次序理论得出一劳永逸的判定标准,个案中的利益衡量是具备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的方案。在进行利益衡量和具体判定时,一是要根据网络信息属事实陈述还是意见表达,区别适用“真实如否”“合理查证”“合理评论”与“真实恶意”判定标准;二是要根据信息指涉对象,对公共人物和非公共人物、法人与自然人分别课以程度不同的容忍义务;三是要根据信息侵犯的利益属于特定私益还是不特定社会秩序,准确界定信息危害后果。长远来看,设计更为明确细化的法律规则和司法解释条款,辅之以制定行政解释基准、发布指导案例等方式,是统一勘定网络虚假、诽谤性有害信息法律范围的必然选择。

摘要：我国音乐产业的“全面数字化”进程,迄今为止经历了“盗版且免费”(2001-2010)、“正版且免费”(2011-2016)和“正版且付费”(2017-2021)三个阶段,背后集中反映出的其实是著作权法施行三十年(1991-2021)来对音乐产业的持续影响。开局阶段著作权法设定的权利体系无法对接网络传播,导致音乐产业以“盗版”的方式被动完成了数字化转型,而后随着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介入,著作权市场秩序才得以实现重塑,并由此形成不同于域外发达国家的产业模式,制度适用和设计皆因此面临新的挑战。从现阶段本土数字音乐产业的困境出发,著作权法三修完成后在适用和完善上的重要课题,需集中于回应音乐著作权许可方面的争议。一方面将包括专有许可在内的授权许可代替集中许可视为产业主体以私人创制的规则代替法定安排,不再把限制专有许可视作恢复市场竞争状态的必要措施;另一方面调整以往增助集体管理组织市场支配力的不当制度安排,转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开放集中许可的多元路径。

摘要：如何强化生态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二元目标约束,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野生动物立法完善的重要议题。生态保护目标下的立法逻辑是维护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以保护优先为首要原则,构建野生动物积极保护和利用管控制度体系;公共卫生安全目标下的立法逻辑是将野生动物视为风险源,秉持风险预防原则,设计野生动物传染源监控和疫病传播途径管控制度体系。两目标所涉制度具有耦合效应,但也存在抵牾风险。立法统合二元目标应当以“生态环境与健康”概念为依归,明确各相关法律在协同实现二元目标方面的分工和可作为空间,采取相向而行的制度完善进路,以强化二者的协同效应并消减潜在的制度风险。

摘要：透明度规则是可信人工智能的基本准则,透明度义务是人工智能的设计者、开发者、使用者通过技术性正当程序和法律正当程序实现可视正义的责任机制。作为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过渡的ChatGPT具有生成类似于人类创作的结构化内容的能力,其在提高学术能力的同时也会对学术诚信带来风险。ChatGPT介入学术论文创作涉及到著作权的底层逻辑、学术诚信的本位逻辑、可信人工智能的顶层逻辑,三重逻辑都要求作者履行透明度义务。透明度义务是数字义务履行的证明方式、数字公平的展示方式、数字责任的表达方式,具有学术诚信、学术责任和学术公平的保证功能。

摘要：老旧社区是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一大难题。集体危害品累积与碎片化的治理格局、复杂产权结构与群体利益分化以及传统思维模式与现代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共同构成老旧社区治理的复杂情境。Y市D社区通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整合社区治理结构、设立多元自治组织激活社区公共精神、创建家庭文明诚信档案制度等,将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逐步摆脱老旧社区治理掣肘,打造出一种政党整合型的现代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现代熟人社区是在基层党组织的整合中融合,自治、法治、德治的治理共同体,基于居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在老旧社区治理中推广该模式,需要在目标框架中遵循其实践逻辑,吸收典型经验进行自主化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