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论述了实验设计思想在微观计量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从实验设计三大原理局部控制、随机化和重复出发,重新诠释微观计量经济学(特别是“因果链”分析)中有关方法论的问题,预期实验经济学和微观计量经济学将通过实验设计的思想方法而互相促进,并期望“计量经济(学)设计与分析”一类读物的出现。

摘要：本文通过对北京创意产业发展中存在问题,包括创意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不明显,产业价值链不完善,以及产业聚集过程中出现盲目趋同化的现象等,进行深入研究后,提出对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些建议与对策。

摘要：国有产权供求双方的现实约束及相应的行为选择决定了中国国有产权的"一体化"交易模式。基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标准,这一交易模式不存在系统性的资产流失问题,但不否认该模式下可能发生的非系统性资产流失问题。为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需制定相应对策:第一,对产权交易中的资产评估进行正确的定位,并从制度设计上保障资产评估方法、评估过程及评估结果的科学性、独立性与公开性,构建资产评估的过失追究制;第二,建立评标中的双向匿名制及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动态淘汰制;第三,合理设置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进入壁垒,既要维护所有者正当权益,使产权交易尽量获得较高的转让价格,又要使企业经营者、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并同时兼顾地方政府长远发展规划及国家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

摘要：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广告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向平稳发展阶段过渡时期。面对中国加入WTO以后国外竞争者的冲击,为了顺利完成过渡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中国广告业必须总结业内现存问题,寻找解决问题方案,在完善自身的过程中求发展。

摘要：本文利用中国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的自然实验度量了税收执法力度,并研究其对企业所得税避税的影响。此次改革将企业按照成立时间的差异划归不同的征税机构: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会降低地方税务局的税收执法力度,却不影响国税局,因此两者之间税收执法的差异就反映了税收竞争的效应。基于中国17万家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采用断点回归设计的方法,本文在实证上发现地税局对企业所得税的执法不力导致了大范围的企业避税。并且,这种效应仅存在于流动性足够强的企业类型中,如私营企业。这些结果也解释了中国地方政府"援助之手"的来源,以及近年来税收收入超速增长之谜。

摘要：匹配理论的提出和应用使得沙普利和罗思荣获了201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的潜在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使其在此后得到进一步的阐发与挖掘。本文立足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沙普利和罗思的开创性研究,对此后关于双边匹配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本文以三条主线展开:无货币因素的双边匹配理论;包含货币因素的双边匹配理论;合同匹配理论。尤其是,本文力图展示非诺贝尔奖得主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摘要：企业是国民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有效的专利政策对于促进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0-2016年的财务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不同类型的专利能否有效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1)实用新型专利对TFP的提升效应显著地大于发明专利,而外观设计专利对企业TFP的提升效应被扭曲;(2)专利的提升效应因行业、企业性质和区域而异,发明专利对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实用新型专利对非高科技类行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其他所有制企业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外观设计专利对非高科技类行业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对外资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

摘要：现实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鲁棒项目调度是应对项目不确定性,减少进度偏差的有效手段。此外,项目中还广泛存在一类能力不均衡的多技能资源,这类资源会提高调度计划制定的难度,但同时资源之间更为灵活的替代、合作关系也为鲁棒项目调度提供了更大的优化空间。基于此,设计两阶段算法求解不确定环境下含有此类资源的项目鲁棒调度计划。第1阶段构造基于规则的启发式算法:结合活动优先规则、资源权重规则,通过0-1规划模型求解基准调度计划及资源分配方案。第2阶段设计鲁棒优化算法:通过时间缓冲的有偏随机插入与回退,以及资源分配方案的调整对基准调度计划进行鲁棒优化。仿真实验表明,不同风险水平下,算法在求解不同规模的项目算例时,所得的调度计划在鲁棒性方面均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

摘要：本文借助信息不对称理论,通过有限期和无限期博弈模型的分析,结合时政,得出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政府间博弈的基本情况;通过对烟花爆竹行业道德风险的分析,提出了动态的声誉模型、广告模型、担保模型;论文最后则根据理论分析的结果结合我国烟花爆竹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对应的决策建议。

摘要：本综述在剖析非正规金融交易微观运作机理的基础上，揭示了非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对金融制度变迁的导向意义；在进行正规金融机制设计、改善中小企业融资与金融体制改革时，要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和正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