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间银行是基于可交换积分、时间币等载体,将特定群体之间的互助行为货币化,从而激励群体内部产生互助行为和志愿服务的平台系统,具有社会公益事业属性及养老服务和社会治理功能。基于共享经济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视角,首先阐释了时间银行系统中的共享意涵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的交易费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我国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障碍;其次对我国部分地区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的有益探索进行了介绍;最后围绕所设计的时间银行运作框架,从协同共享、精准共享、公平共享、规范共享四个维度提出了建立可持续时间银行系统、实现其良好自我运转的对策建议。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一致百虑”“皆务为治”地聚焦“治世”,由此泛化为一种“王治之无不贯”的“大治理”思路,本属艺术美的“乐”也被上升到“道”的层次并融入大治理的战略框架。在古代综合融贯的“治道”体系中,“乐”居于上承“天”“道”、下接“礼”“教”的中心环节,展开为乐与天合、与道接;乐出于性、和于情;乐通伦理、善人心;乐入于政、化于俗的“乐道”体系,她既渗透在“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圣人之道中,又转化为“成于乐”的双重诉求,从而使个人修养的最终完成与国家治理的终极归宿在“乐道”中交融为一。

摘要：文章以获全国表彰的F省J村老年协会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究农村老年协会前期参与养老服务合作生产的影响因素,后期参与合作生产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及供给机制。研究发现,前期影响老年协会参与养老服务合作生产的因素主要有外部乡村特征(乡村财政资源、乡村社会资本、乡村互助的文化氛围)以及内部组织特征(组织内人力资源、组织捐赠收入的比例)两个方面。后期合作生产的角色定位上,老年协会既是养老服务的组织者,也是养老服务的生产者;供给机制上,老年协会既参与养老服务的规划设计,又参与养老服务的评估管理。由老年协会参与养老服务合作生产,形成政府与老年协会相互配合的全新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希望此研究能对促进老年人及老年协会参与养老服务合作生产以及借助社会组织力量破解当前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难题提供经验。

摘要：社会保障是居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一般认为,社会保障在我国居民收入再分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闽南地区城乡居民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城乡居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参加医疗保险、获得社会救助、享有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享有住房公积金等项目情况的覆盖范围、保障水平、瞄准机制及转移率对于调节收入再分配产生了一定的正向效应,并和受访者的自身特征呈现出明显的显著性关系。为进一步发挥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再分配的效应,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着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妥善处理社会保障的社会责任和财政责任;完善“五支柱”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

摘要：作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居民,亦非传统意义的城乡居民,且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目前的住房状况如何?基于沿海6省市监测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现状主要表现为"租住私房",且在流入地住房选择维度等三个方面的选项顺序和比例,没有表现出较大的差别,或者说表现出同质性,即还没有出现代际差异,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独特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基于此,本文提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政府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流入地住房政策制订实施的顶层设计,从政策方面保证农民工在流入地与城镇居民同等享有住房获得的权利;建立"农民工经济租用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建立分类分层的农民工流入地住房选择体系,使农民工顺利实现向流入地市民身份的转变。

摘要：诉讼作为一种问责街头官僚不当执法行为的监督方式是有效的,但这种监督方式受到诸多制约。行政相对人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能力直接关系到能否掌握街头官僚的执法不当行为的信息,这是对街头官僚进行问责的关键。行政机关积极进行撤诉动员则是由于官僚体制内部的激励扭曲,现有的绩效考核制度不仅没有激励行政机关在败诉后改变自身行为,反而促使行政机关努力避免败诉,绩效考核指标设计及绩效考核的强激励是产生激励扭曲的根源。

摘要：层级政府运用锦标赛机制来完成治理任务。通过对G市小流域"赛水质"的案例研究发现:上级政府通过建立"以赛促治"的规则体系来引导下级政府治理污染问题,上下级围绕竞赛规则进行上级控制与下级自主的序贯博弈。然而,"强监控-弱激励"的治理情境使治污行为未能完全符合锦标赛的预设命题,下级政府并未真正围绕奖惩展开"自我加码"的治污竞争,而是遵循没有竞争的锦标赛逻辑,具体表现为:遵从上级的任务目标与监控系统,自主治理中规避问责风险,上级激励机制内卷化。在未来的治污制度设计中,应考虑地方政府的避责行为逻辑,完善制度设计,均衡设计激励与问责机制。

摘要：居民环保行为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行为,环境关心、环境知识、环保规范、环保责任归因、环保效用感知等因素都对环保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环境关心、环境知识和环保规范对环保行为产生正向直接作用;环保责任归因削弱了环境关心与环保行为的正向关系,起到抑制调节作用,居民越是将环保责任归因于他人,环境关心对环保行为的促进作用越弱;环保效用感知强化了环境关心、环境知识、环保规范与环保行为的正向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居民越是认为自己环保行为有利于环境,越是能实施环保行为。政府的环保宣教应重视环保责任的宣传教育,并设计让居民感知环保行为效用的途径。

摘要：开展宅基地有偿退出模式的运行机制及其优化对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晋江市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模式主要包括三种:资产置换、指标置换和货币补偿。本研究首先对三种模式进行横向比较,发现三种宅基地有偿退出模式的运行机制、交易成本等均存在差异。然后,基于"结构—过程"的理论研究框架,从纵向视角进行模式对比研究,发现当前宅基地退出工作面临的困境包括农户退出意愿低、基层治理体制效能较为不足、宅基地盘活利用难度大等。最后,以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为导向,从功能拓展、乡村规划、分类推进、文化彰显、基层治理五个维度设计出宅基地退出的优化路径,包括尊重农户意愿、推进土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发挥村民自治激活体制效能和分类制定差异化的宅基地退出策略。研究认为,激活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内在动力是协同推进农村宅基地科学有序退出与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摘要：与西方国家治理逻辑不同的是,交易成本和官僚组织中的激励结构是我国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的组织基础和制度逻辑。在合同外包阶段,吸引社会私人资金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回应上级政府的偏好是地方政府选择合同外包方式的主要原因,合同外包成为下级政府争夺上级政府注意力的有效策略,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性激励来自于官僚体制的晋升激励;在逆向合同外包阶段,上级政府偏好的转移使得合同外包不再具有晋升激励,合同外包过程中出现的承包商依据高专用性资产"坐地起价"、合同设计中的"道德风险"以及承包商的"监管绑架",地方政府绩效改革后所产生的财政激励,共同促使地方政府实施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交易成本和激励结构共同塑造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但激励结构起着更为基础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