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围绕开发控制与城市规划的关系这一基本议题而展开讨论。首先从历史的角度阐述开发控制先于城市规划的制定而出现;其次剖析开发控制与城市规划的实质不同,指出规划具有确定性而开发控制具有灵活性,开发控制的目的并不局限于规划方案的实施。然后,针对我国当前对开发控制的偏见与错误认识进行剖析,明晰开发控制的相关概念。最后,就应对我国目前开发控制体系的困境,在开发控制的对象、方式、决策机制、运行程序等四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对策。

摘要：恩宁路是广州首个大事件诱导下,政府主导居住街区整体改造为文化休闲功能的旧城更新项目。尽管恩宁路旧城更新与以往相比具有极大的创新性与进步意义,在实施过程中却倍受质疑。恩宁路更新是政府一元决策遇到挑战的典型案例,更新过程遇到的问题与取得的进步显示出政府应接纳并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旧城更新,建立政府引导下的多方参与模式,完成从一元决策到多元参与决策的转变,这种转变应通过建接纳多元目标与建立完善的决策机制来实现。

摘要：在我国城市规划管理中,控制性详细规划明确规定了建筑后退的标准,从而形成了建筑退缩位。在城市商务区,位于用地红线以内的建筑退缩位通常需要向公众开放,这种私人开发与公共空间的二重属性导致建筑退缩位在实际建设和管理中责任不明确,存在多方面问题。通过分析广州市体育东路核心路段4个街区的建筑退缩位的构成要素、基本模式和存在问题,从加强规划管理的角度出发,提出改进建议:将建筑退缩位与人行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编制专项的城市设计指引,建构点、线、面要素有效整合的街道空间。

摘要：研究基于市场机制下规划作用的基本共识探讨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变革的深层理论问题,综述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土地开发的市场化过程和"筑巢引凤"的城市开发模式,阐明了控制性详细规划是我国市场经济下城市开发和运营的规则,明确指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确定性要求与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是规划过程的内在矛盾,并充分论证了在既定制度和规划框架下功能单元与地块两个确定性尺度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协调法定规划确定性与城市发展不确定性冲突的有效方法,是市场化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

摘要：通过物质空间形态反映社会愿望和集体诉求是城市规划的工作特征,将社会、经济、文化问题分解和转化为具体的城市空间现象是城市设计工作的基础。作为空间发展管制工具的类型之一,中国的城市设计如今在基本概念、实践工作框架与思想范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局限,更面临着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生态环境恶化、地域性丧失,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等众多新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景观概念固有的综合性、整体性与可视性,促使其可为可持续的城市设计提供综合媒介与创新途径,景观特征的概念则更进一步为可持续性的落地提供了可操作的工具与方法。

摘要：文章从城镇化行为主体的政府—社会的层级系统的视角入手,探求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的行为机制。地方政府作为衔接城镇化中顶层政府与底层社会所代表的"上""下"关系的"中间者",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行为受上层制度框架约束、下层地方主义渗透和自身利益追求三方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表现出"上下浮动"的行为特征。文章以顺德为实证,用"中间者"模型解释顺德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与行为变迁经历了从游离到融合的上下关系演进,呈现出相应的向下靠拢—抗衡上下—受制上下—融合上下的模式变化特征。

摘要：0引言＂城市设计作为公共政策＂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纽约经验[1],本文重提＂公共政策＂,源于城市设计指引背后的价值取向、利益分配、决策与实施,是评价其优劣、实施效果的决定性因素。空间理想缺失、忽视多元主体利益、作为管理工具的不足等因素,导致我国城市设计存在数量增加但成效不显著的现象[2]。城市设计是一个旨在塑造理想建成环境的过程[3]。无论是从社会背景、个体需求出发,还是从空间形态承担的社会意义来看,空间形态被寄予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

摘要：产业园与农村作为城市边缘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着空间、经济、社区建设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研究借鉴了国外"一村一社""工业转移"等实践经验,提出了"村企互动"的发展模式;在明确产业园与农村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后,通过统一城乡规划、整合村企空间,鼓励产业合作、共同发展经济,共享服务设施、促进社区融合,提供社会保障、保障最低诉求,转变政府观念、提供政策与财政支持等方法,探索城市边缘区产业园与农村的协调发展。

摘要：城市化是欧洲文明的一个根本特征。从公元前700年起,城市化逐渐由南欧展开,并蔓延至整个大陆。城市及其形成的城市网络通常是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塑造了它们周边的区域。城市与乡村的土地和可达性的两极分化仍然是景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城市化及与之相关的交通基础设施确定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城市化水平由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其数值近期展现出爆炸性的增长,在欧洲大多数国家达到了约80%。与此同时,乡村地区开始被遗弃。关于乡村地区的思考、评价和规划均主要由城市居民完成,而乡村的未来发展也主要取决于城市的需求。关于城市地区及与之相连的乡村腹地和影响范围的思考越来越复杂。城市空间的集群,以及它们在全球化和快速交通模式带来的可达性改变下的处境,是影响欧洲传统文化景观改变的一些新因素。城市化进程表现为以不同的方式在空间中扩散的演进循环。城市化阶段的发展在南欧和北欧呈现出不同的时间和速度。主要的城市首先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并逐渐地影响较小的聚居地和更偏远的乡村地区。城市功能区是一个新的概念,同时对景观生态学也有重要的意义。地方尺度的景观变化只有将其放在更宏观的地理背景和所有相关的动态要素下才能被理解。乡村地区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分为主要城市周边的村庄、都市型村庄和偏远乡村的村庄三种类型。未来景观的规划和设计必须对这些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城市化景观是高度变化的、复杂的和多功能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关于景观状况的详细调研和变化监测,为合理的决策制定过程提供可靠的数据。

摘要：香港在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方面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但回归20年来,香港公共住房的供给除了受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泛政治化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还受社会阶层固化、政策覆盖面有限、政府部门间协调不畅等深层次因素的显著影响,供求脱节的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对将军澳新市镇的调查发现,香港已建成的公屋住区具有较高水平的社会可持续性,显示出香港公共住房政策的实施成效显著。这对中国内地及亚洲其他城市在公共住房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笔者建议国内保障性住房政策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数量与质量并重,更加重视低收入家庭的实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