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娜-塞西尔·吉尔巴德探究了戈达尔《电影史》系列作品的视觉呈现与文学写作之间的复杂联系。她以《电影史》录像版本中的两分钟片段与书籍版本中的四面内容作为对照,详细分析了录像中的运动影像是如何在书中被重新剪辑和再合成的,并指出,书中的影像“残片”在“戈达尔式蒙太奇”的运作下唤醒了更为丰富的“可见”。该研究从跨媒介的角度为我们理解《电影史》系列作品打开了一条图像与文学对话的通道。

摘要：迄今为止,尽管人们认识到了瓦尔特·本雅明对让-吕克·戈达尔电影的影响,但是深入比较两者关系的研究还很匮乏。本文详细解读了戈达尔的政治纪录片的制片过程,借助大量本雅明的作品来加以阐释,既包括本雅明的早期著作和未发表的片段,也包括一部后期、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本文不仅展现了本雅明的历史书写和戈达尔的电影在方法论层面的异曲同工之处,还进一步启发观众思考哲学、语言学、元历史和美学议题,其中涉及新的分析角度,可供进一步比较研究。本文的第一部分分析了梦和幽灵的出场在二人的救赎史学中的重要之处;第二部分确定了辩证思维、意象和语言的问题,研究了本雅明和戈达尔实践和理论方法的具体特点;第三部分思考了历史时间的神学和弥赛亚解释,分析了两人作品在伦理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意义。本文详尽谱绘了本雅明的作品片段在戈达尔电影中出现的具体时刻,既为深入理解本雅明历史书写中神秘晦涩的表述提供了一种方法,也为戈达尔的纪录影片提供了新的解读。

摘要：孙瑜导演在1930年代拍摄的《小玩意》(1933)、《体育皇后》(1934)和《大路》(1934)等影片,不同于前后期大部分左翼电影导演所偏好的苦情戏路和犀利批判的风格,而是在激越诗意的浪漫主义救国情怀中加入了丰富的喜剧段落,善于以乐景反衬哀情。尤其是孙瑜对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建构,通过她们在家庭地位、两性关系以及社会身份等方面对既定性别叙事的超越、对抗和消解,创造了既新奇又可接受的喜剧效果,是默片时代难得的以喜剧策略实现性别气质僭越和新的社会文化认同的尝试。1930年代初期好莱坞电影中强势女性形象的出现,以及中国处于内外交困、断裂变革的特殊时期的影响,也为孙瑜电影中女性角色性别气质僭越的可能性与合理化提供了契机;同时,正剧中恰当地运用喜剧噱头,也填补了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的救亡宣讲与观众的娱乐需求之间的裂隙。

摘要：“自由欧洲电台”是冷战期间美国针对东欧国家实施隐蔽宣传行动的最重要的无线电广播渠道,是中情局“仲裁者项目”付诸实施的结果。作为筹划“自由欧洲电台”的第一步,美国组建“自由欧洲委员会”的目的是利用东欧国家所谓“流亡者”和“难民”发起反对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宣传战。为假借公开渠道的民间融资掩盖其秘密资金支持,包括中情局在内的美国政府机构策划“自由欧洲委员会”发起“自由十字军运动”。依托这一掩护载体,中情局秘密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最终建立,并针对东欧国家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灰色”和“黑色”宣传。从组织起源和运转机制角度看,“自由欧洲电台”的建立源自中情局的政策设计,其运转基于中情局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指导。因此,“自由欧洲电台”是中情局的掩护性组织,是其实施秘密广播战及隐蔽宣传行动的平台和工具。

摘要：根据城建档案馆的需求,本文设计了一个基于传统的B/S与现在比较流行的C/S架构相结合的计算机档案管理系统并详述了具体实现中的一些关键技术。

摘要：科学技术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关系演进的根本动力,技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技术与国际关系的互动更显突出,技术权力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则是技术与国际关系之间的互动在全球层面的具有代表性的领域。在美国主导建立的特定领域的国际制度中,技术优势既是美国倡导相关议程的基本前提,也是美国设计国际制度的权力基础,由此进一步彰显了技术权力对国际制度乃至国际关系的影响力。因此,从技术权力的视角探讨国际制度的生成,对于理解技术与国际制度的互动,厘清技术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通过隐蔽行动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是美国的政策目标,隐蔽政治行动则是美国对智隐蔽行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为此,美国以“中情局附件”为总体框架、以“10·29备忘录”为具体方案,设计制定了周密的隐蔽政治行动计划。此后,美国运用以秘密资金支持为主的政策手段,针对智利反对派政党、工会组织、学生组织、妇女组织以及商业团体等展开了密集的隐蔽政治行动,处心积虑地影响智利政治进程,搅动智利政局,制造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最终助推了“9·11政变”的发生,颠覆了阿连德政府。因此,美国的隐蔽政治行动是诱发智利“9·11政变”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