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体制改革是事关权力运作及其限制问题的改革,因而必须对不同权力的性质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与界定。我国国家公权力及其监督体系结构的现状与局限,主要表现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既是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又是行使立法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且还行使着对立法的监督权,但其对立法的监督权实际被虚置;国务院在行使行政权的同时也有一定的监督权,其中其监察部门的行政监察职权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从而使其监督无奈、无力;在司法权领域,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名实不符且存在着"同体监督"的现象,审判权则面临着独立公正的困扰和反腐败的无力。鉴于这些现实中的不足、局限与弊端,必须从顶层上重新设计好国家公权力运作的体系结构,完善和重塑现行国家公权力监督体系。就此,一是改革现行立法监督体制,实行立法权与监督权的分离,设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并行的"法律监督委员会"承接宪法监督、立法监督和法律实施监督的职权;二是改革现行行政监察制度和检察制度,设立对行使国家公权力人员进行有效监督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同时通过多种法治化机制有效制约和监督监察权的行使;三是对国家监督权的监督则应体现监督的人民性。

摘要：随着各种新现象、新技术、新治理模式的出现,1996年《行政处罚法》所设计的行政处罚制度遇到了空前的挑战。自治领域的行政处罚契约化、一般法与特别法之间日增的张力、行政处罚在新技术领域的无所适从等都是当初《行政处罚法》制定时所未能充分考虑到的问题。行政处罚将朝着深层次的契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就此有必要明确《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法律法规体系中的总则地位,明确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规定特殊领域行政处罚的设定要求与标准,完善《行政处罚法》的相关重要制度,吸收来自专业行业的实践经验,并建立契约化行政处罚理论与制度。

摘要：我国现行补贴制度多以政策体现,缺乏法律层面的制度支持。补贴政策虽有一定的激励功能,但也存在不少局限。当前,补贴制度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法律之轮"尚未运转。法律制度的欠缺主要表现为:在政策与法律间,重政策而轻法律;在法律调控上,重下位法而轻上位法;在制度设计上,重实体而轻程序;在目标导向和机制上,重激励而轻约束。我国补贴制度需要从政策升级到法律层面,改政策的"单轮独行"为政策与法律的"双轮驱动",在立法方面,要实现补贴立法与补贴政策的同步;在法律规范方面,要完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以填补制度漏洞;在法律机制方面,应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