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去40年中国推动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顺应了第三阶段的经济全球化形势并抓住了战略机遇,获得了巨大发展成就。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形势、新特点,中国也进入到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新阶段,即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本质上看,制度型开放就是从以往“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的拓展、延伸和深化,在促进规则变革和优化制度设计中,形成与国际经贸活动中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规则和制度体系,是对新一轮高标准化的国际经贸规则调整和完善具有引领作用的先进制度安排。据此,加快建立与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国内改革机制、加快并以更大力度实施“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以及积极为国际经贸规则调整和完善做出应有贡献等,是中国转向制度型开放的必由之路。如此,才能在顺应乃至引领第四轮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实现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

摘要：传统宏观经济恒等式对贸易驱动经济增长的解释肯定了需求拉动的积极作用,其科学性主要建立在"净出口"与消费、投资等经济活动相互独立的基础之上。然而在当前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背景下,贸易性质发生了从产品价值的跨国流动到确保全球生产正常进行的外在流转这一根本性变化,使之由单纯的交换环节逐步渗透和融合到生产、消费等其他经济活动之中,进而成为各经济变量相互作用的重要中间介质。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也随之由传统的简单需求拉动,演变为透过全球生产网络中投入产出关联所诱发的乘数性循环动态机制。这一新机制突破了传统贸易模式借助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表现的绝对量水平,更强调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性放大作用。本文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相关原理,从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单传导模型入手,逐步拓展为两个国家多种产业以及多个国家多种产业的多传导模型,在理论层面充分阐释了价值链贸易驱动经济增长的新作用机制,不仅为深刻理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同时也为正确测算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进而重新审视贸易的经济地位,并提炼与之相适宜的政策举措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测算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