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后期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应运而生了专事行政审判的行政法院及完备的行政审判制度,达到民国时期至高水平,也代表了近代中国行政审判制度的最高水准。不仅在更高远的社会政治层面建立起了行政权力制约机制,而且在承继民国前期的司法理念和行政审判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制度创新,其历史意义与法律价值较为深远。然而,其历史的局限性也比较明显,存在着影响审判效果的些许因素。对此,我们应对照反省当下的社会现实,开展一些拓展性反思。当今的行政审判制度设计与运作,或许从过往的历史中寻找到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摘要：新一轮审计法的修订完善既是审计监督自身法治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也是在当前审计体制深刻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强化审计监督独立性、实现审计全覆盖的党和国家政策法治化要求使然。现行审计法存在立法技术粗陋、法律条文不完善、审计监督领域过窄、审计体制设计不合理、绩效审计与政策审计缺失等立法缺陷。新一轮审计法的修订完善应按照相关文件的精神和要求解决现行审计法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审计体制和机制的法律重构与完善来实现审计领域的全覆盖并增强审计独立性,从而堵塞审计监督漏洞,进一步确立审计监督权威。

摘要：《药品管理法》于2019年修订时增加了同情用药制度,但规定过于原则,且立法的价值取向不明。美国此项制度演变清晰地呈现了自由主义与硬家长主义两种价值冲突的困境,仅采用自由主义的方法或硬家长主义式的措施无法同时满足绝症患者挽救生命和行政机关监管的需求。随后,立法价值取向开始出现软家长主义。软家长主义不对选择进行限制以及对选择真实性的关注,恰恰可以满足无可用药物治疗的患者与监管主体的各自需求。所以,我国的同情用药有必要引入软家长主义的立法价值进行制度设计。基于此,同情用药的审查主体应当为医学伦理委员会,而非药品监管部门。软家长主义还可以通过影响患者选择的心理过程,调整医保的覆盖范围,合理分配法律责任,完善临床试验的规定,最终实现患者选择的自由,同时兼顾公民生命健康权保障的目的。

摘要：跨境数字经济的发展对营业所得的国际税收分配规则造成严峻挑战,其中,以物理存在为基本构成要求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税收规则已经失去其原有的功能和作用。为应对这一挑战,OECD提出了范本注释方案,2015年G20峰会核准通过的BEPS行动计划提出了有关常设机构的较为系统的解释性重塑方案。梳理分析这些解释性重塑方案以及有关国家的立法和政策的调整变化,可以发现,有必要构建整合形态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理论并进行具体规则设计。为顺应“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平分享跨境数字经济下的税收利益,中国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商构建关于整合形态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的税收协定条款。

摘要：作为我国地方法治建设进程中推进治理方式变革创新的重要举措,区域法治绩效评估正方兴未艾。立基于对当前全国各地实践经验的归纳总结,可以从建构进路、体例设计、评估方式、权重确立、数据采集、结果运用等诸多方面对区域法治绩效评估体系建构运行的基本特征进行概括,为我们勾勒出量化法治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图景。同时,也发现了一系列制约法治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建构科学性及其运行有效性的阻滞因素,导致法治评估实践出现体系科学性缺失、法治统一性受损、评估结果受质疑、法治发展模式转型难、评估空心化和评估发展后劲不足等困境。有针对性地化解法治评估中的矛盾,突破量化法治实践的瓶颈,是区域法治绩效评估实践走出困境的关键所在。

摘要：2019年3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接受采用不同投票权资本架构的公司在科创板申请上市。通过从不同投票权资本架构和公司治理模式在美国证券资本市场从被禁止到被接受的历史进程和理论争议出发,探讨上市公司实行不同投票权的利弊及在中国科创板适用时的制度完善和投资者保护问题。不同投票权是由“资本雇佣劳动”到“劳动雇佣资本”的时代进程的外部表征。

摘要：新修订的《审计法》已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立法法》《审计法》要求,加快推进《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工作,成为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在新时代背景下,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的内生法理在于坚持政治机关、经济监督、公法调控定位。在具体修订原则上,应当采取软法与硬法相统一、程序法与实体法相统一、保障法与制约法相统一的审计法体系化立法策略。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应当正视现行《审计法》在立法结构、语义逻辑等方面存在的立法瑕疵,藉由法教义指引制定具有规范性、操作性与可裁判性的法律规范,立足审计监督主体贯通、审计监督内容覆盖、审计监督立法技术三重制度构建路径,进而实现审计法实施条例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层面的逻辑自洽。

摘要：当前一些国家在国内法和国际税收协定中建立了关于非居民直接转让股权的征税规则。但是,非居民可以通过筹划设计公司股权的层级架构,间接转让投资东道国企业的股权,从而规避其在直接股权转让规则下的纳税义务。对此,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特殊反避税规则,即间接股权转让规则(ISTR)。分析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股权转让税制尚处于“碎片化”的不协调状态,多数国家尚未建立ISTR,其原因和不利后果是多方面的。少数沿线国家虽已建立ISTR,也存在着各种缺陷与不足。对此,我国应积极谋求实现“一带一路”区域股权转让税制的“软联通”,引领沿线国家普遍建立和不断完善ISTR,以共同维护沿线国家在股权转让领域的税收利益,并使之与商业自由等政策目标实现动态协调平衡。

摘要：近年来,网络直播带货作为一种直播+电商的新型商品销售模式,迅速入驻各大社交网络平台,对人们的消费习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助推了我国消费经济的增长。但伴随着直播带货的蓬勃发展,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显露,法律监管相对缺失,网络流量造假、虚假广告与夸大宣传、产品质量缺乏保障等市场乱象频繁出现,对网络直播带货行业健康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涉及网络直播带货的相关法律问题,如网络直播人员不属于广告代言人,但其宣传商品的行为应受到广告法的规制,且应与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同时直播平台也应承担向消费者披露经营者真实信息和审慎审核的义务,一旦发生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也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因此,为建立健康有序的网络直播带货市场,进一步优化直播带货市场营商与消费环境,应从行业法、市场法、广告法、合同法、消费者保护法等方面着手进行协同规制。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强对不直接通过平台交易的销售行为的规制,降低消费者维权难度;要强化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对直播带货的网络执法管辖,及时查处违法违规带货行为;要设置社会公众和消费者监督举报直播内容的途径,实现公私合作治理;要完善网络直播带货的合同约定,明确各方责任,规范直播行为;要加强直播带货消费者权益保护,保护消费者交易撤回权。

摘要：网络用工对传统劳动法从属性理论及制度设计产生了冲击,使得现有劳动立法难以适应网络用工的发展,劳动者权益客观上难以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要应对网络时代劳动用工的平权型、合作性、共享性用工特点及客观现状,需要革新劳动法理论,变革劳动立法,建构适应网络用工的劳动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