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团由群众组织中的共产党员秘密组成,负责执行党的政策方针,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围绕党团,衍生出一套整合与领导群众组织的组织规范及运作机制,即党团制度。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团制度的演进与抗战形势、党的政策、国共关系密切相关。共产党适时调整群众运动策略,应对局势变化和国民党当局压追,灵活扩大和收缩群众运动的战线。在这一过程中,组织秘密、行动灵活的党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党团实践与制度设计之间也存在一定差距。观察全面抗战时期的党团制度,应从党团组织、党团实践和党团作用三个维度出发。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团制度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组织、领导群众运动的党群关系。

摘要：近得吴存存教授惠赠《〈三才福〉校注》,《三才福》乃自俄国莫斯科“淘”回来的清代中期吴语昆曲传奇《三才福》孤本。2016年吴存存“出于好奇”,向莫斯科国家图书馆订购了《三才福》全部照片。此后吴存存付出大量精力校注梓刻出版,还多方考证《三才福》作者并探索其背后的平民意识。吴存存对《三才福》的整理与研究是学者海外访书的一个缩影,赓续先贤海外访书的传统。学人海外访书历史,可以粗浅地划分为两大阶段,就是20世纪20、30年代和改革开放以来。前一阶段以向达在英国、法国查抄敦煌文书和清代天主教史书为代表,后一阶段学者的访书脚步,踏遍西欧诸国、越南、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研究者海外搜寻珍稀汉籍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开创中国学者的敦煌学研究,还令海洋史研讨别开生面,同时继续推进中国基督教史研治的进展,更能促进文学艺术史中民歌、戏曲研究深入开展。这些领域的研讨都涉及中外文化交流史,是全球史(世界史)不可忽视的内容。

摘要：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学界,近几年时有听闻“大党史”之说。然此说始于何时,似无可考。对此略有解释者,为2020年11月“中共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开设时的“发刊词”:“我们将继续奉行‘大党史’的治学理念和学术立场,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栏目设计和勤勉组稿,努力覆盖与中共党史相关的研究领域及其核心主题,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宏大历史画卷。”①所谓努力覆盖或全面展现党史领域,大致可理解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扩大。从“继续奉行‘大党史’的治学理念和学术立场”这一表述来推断,在此之前应该有类似提法,但笔者尚未找到公开发表的信息。经调查和了解,其实早于21世纪初就已有前辈学者在不同场合谈到“大党史”,主张扩大党史研究领域,和“中共党史研究”公众号所倡导的理念是一致的。党史工作部门及其组织的会议、报告和文章中也出现过“大党史”的提法,但和前述指向有所差异,而是“‘大党史’工作格局”,指党史研究、党史工作部门、党史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协同工作机制。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治黄纳入战时运行轨道,专司黄河兴利防患事务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隶属行政院经济部的同时,亦受到第一战区司令部的指挥监督,形成一种双重管隶、三方关联的繁复运作模式。在此治理模式下,泛区治黄工程的运作步履维艰、漏洞百出,呈现责任主体不明,军权、财权、事权相互分离,各方掣肘、推诿的混乱局面,反映出国民政府战时体制在职能设计、价值取向和行政能力等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

摘要：社总仓,是清代部分直省实行的,将存于私家之社谷归并,并于县内适中之处新建仓廒的政治活动。受益于乾隆初年的经营,湖南省社总仓的推行最为广泛、彻底。社总仓将散贮社谷集聚并予以统计,实现社谷资源的初步整合与再分配,为湖南一省社仓在乾隆朝的有效运作提供了资源基础。社总仓的制度设计,为研究清代官方对社仓的定位、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