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正在由事项利益群体转向身份利益群体。身份意识在结构上可细分为身份认同意识、身份利益意识、身份排斥意识和身份抗争意识,它们会对身份利益群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并对冲突管理提出新的挑战。管理身份利益型冲突的目标、原则、策略和方式有别于事项利益型冲突,其管理目标应当定位于利益相关的各种身份群体间关系,促进各身份群体间的利益平衡;政府的角色应当居于中立地位,不偏不倚;管理机制和策略是设计公平和公开的身份群体间协商程序,并使协商过程和解决方案保持一定的透明度,以便形成能够在各身份群体间达致广泛共识的冲突解决方案。

摘要：2019年公安部颁行的《公安电子数据取证规则》总体承袭了2016年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取证程序的原则及要求,并在效率提高、证据固定、权利保障及回应国际批评上有部分进步,但其仍有不少严重问题亟需解决。坚持原始存储介质一并提取为主会给侦查侵权创造便利,且缺乏针对性、前瞻性;对在线提取、远程勘验、网络技术侦查的整体设计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甚至与《宪法》第40条相冲突,三者逐步缩限式界定看似科学,实则会给前两者留下扩展空间,也会给侦查及司法人员规避《刑事诉讼法》对搜查、扣押的控制留出余地;在线提取对象有所限制,但境外境内有别,缺乏惩戒;对远程勘验的授权多于限权;对电子数据调取的规制依然不力。我国的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亟需回到《刑事诉讼法》对搜查、扣押的规制框架下,将在线提取、远程勘验、网络技术侦查均明确归类为强制性侦查行为,并在实体规则上明确启动的条件和证据要求,在程序规则上要求需有类似搜查、扣押、普通技术侦查的授权文书,并对电子数据调取进行严格限制,以维护公民、企业在网络时代的各项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