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城乡关系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国家的发展进程是否顺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科学地阐述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城乡关系，强调“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促进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历史任务。城市与农村的不平衡发展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要面临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却日趋明显，因此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摘要：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及其对新古典理论的内涵拓展是西方经济学近几十年来的重要演进特征。二者由于具有相似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经常被相提并论甚至混同。但回顾二者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们尽管在研究起点上相似,但在理论与政策归宿上各异。其中,实验经济学主要在市场层面上检验交易结果与新古典理性模型是否一致,以及如何渐趋一致,所以理论上仍接受理性模型对市场均衡的表述方式,政策上提倡围绕交易机制进行市场设计以促进有效均衡的实现;与之相对,行为经济学主要在个体层面上检验选择行为与新古典理性模型是否一致,以及为何不一致,所以理论上强调基于心理学等自然科学证据来构建更符合现实的个体描述性模型,政策上提出应针对个体决策情境实施“助推技术”以提升市场设计的有效性。这些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西方经济学近几十年的演进趋势与分野,为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研究及经济理论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摘要：基于人口聚集的新视角,以一定人口密度下连片聚集的人口规模为标准,测度分析我国主要城市化地区的状况,结果表明:主要城市化地区具有高度聚集的特征;城市行政地域范围与基于聚集视角的主要城市化地区的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10年来人口大规模向主要城市化地区聚集,但其面积扩大快于人口增长;主体功能区规划中设计的主要城市化地区范围过大、现状聚集性较差,不利于我国集约紧凑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实施。

摘要：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区域一体化进程缓慢,中国作为东北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难以在现有格局中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一个由中国主导、和平稳定、互利共荣的新型战略格局亟待建立,这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文章立足于现代流通视角,通过对现有东北亚战略格局的分析,提出流通先导,带动各国经济社会全面合作的战略构想,并对该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了设计,旨在对我国研究新形势下的东北亚国家战略进行一定探索。

摘要：随着国际分工从产品层面深人到生产工序层面,产品国际分工体系迅速重构,全球价值链成为国际生产的新范式。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掌握研发设计和零部件制造等战略环节的核心技.术,并通过建立全球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来获得高附加值,主导“微笑曲线”的上下游,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则大多处于获利甚微的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一国引导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主要驱动力量来自要素特征、技术水平、市场竞争和制度质量等方面。其中,金融体制的不断优化.在推动一国经济发展和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

摘要：看病难看病贵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原因错综复杂,但从经济学角度看主要是医疗卫生产品供给行为存在缺陷。医疗卫生产品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有其制度原因并由此带来效率和福利损失,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对公共财政介入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机制进行合理而有效的设计和再造。

摘要：党的十六大提出,中国要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与加快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相统一,是我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全国人民应对现代化的内涵是什么,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以及怎样设计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摘要：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评估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因果效应。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基础上的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并未在总体上明显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不同额度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即只有适度的补贴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高额度政府补贴则倾向于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最后,我们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此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寻补贴"投资和研发激励的弱化是高额度补贴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为深入理解中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事后客观评估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和完善补贴政策的设计提供了微观证据。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3年以来,三地协同共赢的发展格局正在初步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集中在三地交通基础设施互通互联、区域环境联防联治以及以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为重点的三地产业协同发展等三方面。但是,三地基础设施互通互联仍然以人员和货物更便利进出北京为重点,区域环境联防联治举措更多采取行政命令手段,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由于一些逻辑难题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缺乏而进展迟缓。在未来三地协同发展上,

摘要：文章认为通过自贸区建设,可以完善中海双方的制度体系,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一个相对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体系,一方面可以降低经济层面的不确定性,稳定社会各界的预期,营造更好的经济环境,促进资本流动的有序顺畅;另一方面,在相同的投入条件下,不管是技术还是劳动力、资本等各类生产要素,可以降低投资成本或提高投资收益,实现更大的产出。对中国来说,经济改革己经深入到制度建设层面,面临的挑战空前严峻,不仅要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FTZ)的制度安排,总结改革经验推广到全国范围;另一方面,就很需要通过类似中海自贸区(FTA)这样的实践,按照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要求设计自由贸易区规则,在不断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倒逼国内制度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对海合会来说,天然的资源优势带来了巨额财富,但是制度建设一直稍显滞后,整个经济管理体系都较为落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前沿标准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未来值得改善的空间很大。从中海双方制度建设的现状可以看出,通过中海自贸区完善贸易相关制度建设,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吸引更多产业在区内集聚,激发成员国经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