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经济是新时代文化传承和文化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通过选择2011—2021年250个A股上市文化公司的面板数据,对企业、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实证分析,并利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验证了传导机制和调节机制,可以发现:文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从地区上看,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中、西部表现更为有效,而文化企业更多集聚在北京、广东等数字经济发达地区,且回归系数更大;从行业上看,我国近年来行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各行业均表现出较强的创新效应,其中文化相关领域及服务行业最强,创意设计和内容创作行业由于其行业特性系数较小;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引发市场关注度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也可以通过内部控制的优化和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善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摘要：城市群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载体,建立健全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是国家“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本文从周期协调度的视角,运用2001—2020年我国12个城市群的城市对数据,量化城市群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并考察政府协同治理机制的调节效应。主要结论为:(1)城市群作为经济区划具有引领协调的作用,但总体效用低于行政区划;中心城市之间“强强联合”特征明显,但中心城市对非中心城市的带动不足。(2)单中心城市群侧重在北方地区引领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多中心城市群侧重在南方地区联动经济规模较小的城市。(3)在治理结构层面,省级政府“兼济全局”而市级政府“独善其身”;省级垂直传导与财政政策机制具有扶弱型特征;区域战略统筹机制强调前端梯队的引领带动。为此,要通过城市群发展与政府治理双向发力,以达到城市群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

摘要：基于实证产业组织和演化经济地理研究范式,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内生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框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创新性地基于非线性工具变量的控制函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污染费征收对于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潜在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精准的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产品相关性与城市产品相关性是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产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进一步强化了环境规制的激励创新效应,并且不同城市的企业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在潜在作用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内生影响企业TFP、企业的行业技术赶超、优化行业资源配置等渠道显著影响了企业导向性绿色技术创新。本文认为,导向型环境规制与城市产品空间演化是引致我国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

摘要：区域发展战略服务于新发展格局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技术、资源、空间、生态等多维度因素的变化相互交织,共同驱动着区域政策焦点、区域要素禀赋、区域生产组织、区域空间结构以及区域生态条件等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变革。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区域重大战略,应积极应对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新要求,着力探索以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的区域协同发展、面向国内价值链深化区域产业体系建设、以区域市场一体化促进地区公平发展、以创新驱动发展提高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推进大尺度空间治理探索等路径推动京津冀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摘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民营经济是挖潜力、激活力、促动力的主力军,促进民营企业育新机、强信心、快修复刻不容缓。通过对天津市民营企业抗风险和修复能力进行调查发现,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以及同行的良好合作是抗风险的重要基础,有效的成本控制和敏锐的市场反应是抗风险的有力保障。政策机遇是企业最重视的机遇类型,民营企业对政策机遇的把握程度还有待提升。未来,增强民营企业韧性可以在促进消费增长、增强巩固企业家信心、加快企业效益增长、加强产业配套建设、优化风险应对能力、推动政策解读及落实六个方面发力。

摘要：在当前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本回报率对于正确理解和合理评估中国特有的高投资率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地级市样本,从各级政府广泛采用的经济增长目标管理这一综合性视角出发,考察了经济增长目标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设定过高增长目标会引起资本回报率的下降;这种抑制作用在财政分权程度高、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及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得更加明显,但2013年之后明显减弱。机制分析表明,目标驱动下的政府主导型投资通过引起宏观投资规模过度和微观资本配置效率损失,造成资本回报率下降。本文为近年来中国出现的资本回报率回落和投资率高涨现象提供了解释,也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摘要：建议通常存在于决策制定过程中,那么,当决策与他人利益相关时,建议能否公平?决策能否公平?本研究在纳入对建议者有惩罚的修正独裁者博弈框架(决策者-建议者-利益相关者系统)下率先探讨这一问题,并设计利益相关者可观察(或监督)建议者提出的建议及利益相关者可自愿投票选择建议者的机制,进一步考察这两种机制对建议或决策的公平性促进作用。我们的基准实验和2×2被试间实验的结果显示:决策者的分配决策不受建议影响,可观察和自愿投票机制也未改变分配决策;可观察和自愿投票机制均可边际促进公平建议,但两种机制交互对公平建议无显著影响;利益相关者对决策者的惩罚不低于对建议者的惩罚;可观察和自愿投票机制中公平建议增多导致对建议者惩罚降低;利益相关者在不公平分配(建议)下惩罚决策者(建议者)较多。

摘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构建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多维测度体系,对中国式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进行实证测度。研究结果显示:2008—2020年,中国式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整体上稳步提升,可以将其划分为领先型、成长型、追赶型和起步型四大类型;中国式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呈现出“东部整体领先、中部快速崛起、西部逐步提升、东北有待振兴”的空间格局和“南快北慢”的发展趋势,各维度发展存在不协调倾向和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国式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差异大致表现出先缩小再扩大的发展规律;中国式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增长趋势存在一定程度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基于此,提出促进中国式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提升的主要路径。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后,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效,建设“什么样”的人口经济密集地区、“怎样”推进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得到系统回答。然而,对标2030年战略目标和国内发展较快地区,京津冀地区仍存在发展差距,在利益分配、跨域协作、内生动力培育、对外吸引力塑造等方面仍面临着一些困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更高水平,应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着力推进“新机制”建设、“新空间”布局、“新要素”集聚、“新引擎”打造、“新品质”提升和“新治理”探索,加快构建京津冀三地政府间的利益共同体、市场主体间的经济共同体、社会民众的命运共同体,并最终形成更高阶的“区域共同体”。

摘要：新时期全球竞争格局出现了重大转变,中国崛起的趋势与外部遏制压力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探讨中美科技博弈背景下美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特征与趋势,对中国谋划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总路线图、应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探讨了大国博弈与国家使命双重导向下的中美科技发展形势,提出美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建立全球绝对领先优势为总目标,并分解为战略安全、技术安全、国防安全、产业安全四个子目标,进而协同政治引导力量、科技研发力量、军工战备力量、企业实施力量四大力量,在场景变化、技术预见、国家实验室改革、人才组织、军民融合、产业载体、数字转型等方面呈现最新发展趋势。本文从提高主动应对、构建技术预见系统、优化国家实验室管理和运行体系、推动军民融合发展、增强产业自主可控、发挥领军型企业的主体作用、加强数字经济支撑等角度进行总结,为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