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之路仍充满了不确定性。出口贸易萎缩和国内就业压力导致了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也成为apec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严重掣肘。在此背景下,较少涉及经济主权让渡、政治敏感度较低、更容易产生实际合作成果的互联互通合作逐渐成为apec合作进程的优先方向之一。中国在参与未来apec互联互通合作的进程中,也必将遇到缺乏政治互信和共同发展共识、标准不一致导致技术鸿沟等外部因素,以及软硬件基础条件较为薄弱、国内部委协调和组织运作机制低效等国内现实条件的限制与制约。为此,中国理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思想,从参与和引领战略顶层设计、弥合各经济体诉求差异、增大资金支持力度以及加强国内组织机制协调等层面开展工作,逐步提升中国在apec互联互通合作中的影响力和主导权。

摘要：作为信息流通的媒介,互联网能否成为推动工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以1995年中国互联网商用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分析互联网在地区工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互联网的应用显著促进了地区工业结构的升级,该效应在中国互联网商用之后逐步增强,并且在使用多种方法进行估计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分组检验表明,互联网对地区工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工业结构升级,但是对西部地区的作用甚微;互联网的工业结构升级效应在国有化水平低的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机制分析发现,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通过"生产率提升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作用于地区的工业结构升级。最后,门限检验表明,互联网对地区工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受到地区研发投入规模、人力资本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以及市场分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本文可以为理解中国地区工业结构的升级提供来自网络政策变动的新解释,同时丰富了互联网经济绩效评估方面的理论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制造业企业的视角,实证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变动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和制约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扩张通过国际利率联动机制引致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口贸易产生了较强的传递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变动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因企业生产率、利润率、所有制、是否出口、进口产品类型以及进口来源国(地区)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美国货币政策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口贸易的影响受到企业金融脆弱性和全球价值链嵌入状况以及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金融美元化程度、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

摘要：亚太地区是全球范围内产供链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在全球产供链重塑背景下探索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路径,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全球化转型、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产供链正加快重塑,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目标引领,深化价值链、供应链和互联互通合作,推进以人为本的数字经济多维合作,通过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强化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新形势下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将为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深化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助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摘要：apec能否以及如何走向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已经成为apec发展与改革进程中的战略问题。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作为apec框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发展中成员联盟,对FTAAP战略构想的推进与发展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从分析东盟apec整体战略入手,研究东盟参与FTAAP谈判进程的潜在收益与现实困难,进而对东盟在FTAAP主体框架设计方面的可能立场进行政治经济分析。

摘要：apec机制互联互通对完善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环境、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制定的《apec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自实施以来,在机制互联互通的主要领域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随着apec"后2020"愿景的达成,亚太地区的机制互联互通合作将迎来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政治经济因素和技术层面的挑战。展望未来,apec将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为机制互联互通合作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摘要：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亚太地区在进一步推进和加深高水平金融合作上的潜力巨大。在亚太地区其他合作框架下,RCEP部分成员间已经有了良好的金融合作基础,未来开展金融合作的可鉴之处非常丰富。同时,RCEP也为亚太区域提供了一个将无约束性的金融合作构想转变为有约束的金融合作协议的契机。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指标,RCEP成员整体和金融分项营商环境指标呈现两级分化的现象,仅部分RCEP成员的信贷获得、保护少数投资者和破产保护情况位于世界前列。RCEP协定中深层次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条例有望改善金融营商环境,有利于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在疫情、科技赋能和数字赋能的大背景下,RCEP有必要从监管顶层设计、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的跨境合作入手,探索适合新时期发展的新路径。

摘要：本文以2014年末出台的中央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制政策即"限薪令"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系统地评估了薪酬管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薪酬管制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并且上述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动态可持续性。机制检验表明,薪酬水平和薪酬差距是薪酬管制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渠道。本文从微观层面论证了"限薪令"政策对中国上市公司产生的创新效应,对未来国有企业分类化管理、拓展管理层薪酬激励方式和激发普通员工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摘要：在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背景下,挖掘政府补贴对工业企业污染减排的作用对于中国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系统评估了政府补贴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并且这一作用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较为明显,而在中部地区并不显著;另外,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污染排放的抑制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创新效应、规模效应和政府监管效应是政府补贴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重要途径。拓展分析发现:政府补贴的污染减排效应并不具有持续性,只有当补贴强度保持在一定的适度区间时,才能对企业污染减排发挥作用;另外,政府补贴通过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最终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证实了政府补贴污染减排效应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研究对于今后如何设计政府政策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和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摘要：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立30年来,在机制建设和多个合作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随着国际和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叠加给apec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apec应与时俱进,对新时期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作出新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作为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apec给中国带来了多方面的经济和政治收益。展望未来,中国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进一步推动apec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