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构建中国式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如何优化机制设计,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生态补偿制度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从理论与实证层面剖析生态补偿奖惩机制改革治理效应及内在逻辑机理。研究发现,奖惩机制改革显著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实现生态—经济绩效“共赢”、资金使用提质增效两方面优势效应,并从主观能动性提升视角对其机理进行检验。通过对不同补偿形式的比较发现,奖惩设计带来的能动性差异会进一步影响环境治理效果。此外,本文还对补偿资金的边际效应进行了相应测算。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优化生态补偿制度,完善生态文明体系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摘要：景观设计植物指的是那些被有意选择和安排用于园林和景观空间中的植物,景观设计性状指的是植物在视觉、触觉以及其他感官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景观设计中被视为具有特定的美学和功能价值。常规育种技术作为植物遗传改良的传统手段,在景观设计植物培育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本研究综合分析了常规育种技术在景观设计植物培育中的应用案例,包括观赏性状改良、环境适应性增强以及生长习性调整等方面,并对育种技术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常规育种与现代育种技术,本研究揭示了两者在成本、时间与适用性方面的差异,强调了现代技术的互补作用,并预测了综合育种技术的发展趋势。最后,本研究强调了可持续育种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未来育种工作的方向,旨在为景观设计植物的培育提供科学依据和策略建议,以满足未来城市绿化和生态建设的需求。

摘要：地理位置及由此引致的交通成本影响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本文利用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计算2009—2016年城市间高铁交通时间,并与A股上市公司匹配,检验了交通时间成本下降对企业集团母子公司间决策权配置的影响。母子公司间的地理距离影响了企业集团的分权,高铁扩张降低了异地母子公司的交通成本,便于母公司对子公司进行实地监督,缓解了母子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母公司决策权向子公司下放。实证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后城市间交通时间下降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母公司向子公司的决策权分散配置。考虑了是否通航、城市间发展差异等可能的测量误差,并使用1962年的铁路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的结果保持稳健。在机制上,本文发现母子公司所在城市间高铁开通促进公司内部交流,缓解了信息不对称。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高铁通车对于战略扩张快和业务单一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分权影响。最后,本文发现高铁所引发的决策权分置显著提升了企业集团的绩效表现。本文为企业决策权配置与集团层级结构设计的优化决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提供了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整体社会效益的一条新的微观证据。

摘要：文章立足政府、市场、社会共治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的时代要求,认为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历程政策工具基本形成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组合的基本格局。采用国际惯常政策工具分类的概念模型,选取2006—2019年中国政府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所实施的政策工具数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GRA—VAR模型,综合评估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治理效能。研究发现: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与食品安全风险总值的平均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807、0.779、0.771;食品技术标准、政策宣传、投诉举报分别是9项强制型、12项引导型、4项自愿型政策工具中与食品安全风险总值灰色关联度最高的3项细分工具,关联度在全部25项细分政策工具类型中分别位列第4位、第1位、第2位。总体而言,强制型工具治理效能显著,而引导型和自愿型工具尚未发挥应有的治理效能。据此,需要深化改革与完善政策工具体系,提高政策工具的科学性、靶向性等。

摘要：[目的]针对室内三维空间环境复杂导致传统超宽带(ultra wide band,UWB)定位算法精度低、稳定性差的问题对UWB室内三维定位方法进行研究.[方法]在Chan和Taylor算法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基于距离误差筛选机制的Taylor-Chan定位算法.首先使用简化Taylor算法求解得到标签初定位结果,再结合初定位结果和测距信息根据所设计筛选函数剔除误差较大的基站数据,最后基于筛选得到的数据,使用Chan算法得到最终标签定位结果.[结果]在室内视距和非视距两种场景下进行仿真,Taylor-Chan算法相比于Chan和Taylor定位精度都有一定的提高,且测距误差越大的情况下,Taylor-Chan算法的定位效果越明显.[结论]仿真结果表明,对比现有方法,本文所提出的Taylor-Chan算法在室内三维空间的视距和非视距环境下都能有效改善定位精度.

摘要：资本市场开放可能因为境外投资者拥有信息分析优势以及更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加剧股价信息风险,然而也被广泛认为可以引进成熟投资者,改善流动性,降低投资者面临的信息风险.本文采用Yang等(2020)提出的异常特质波动率(AIV)作为股价信息风险的综合测度,利用我国“沪港通”政策推出作为政策冲击,通过双重差分法探究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股价信息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整体降低了“沪港通”标的股票的信息风险,且在采用随机设计(RD)方法减少进入“沪港通”名单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沪港通”政策引入境外投资者,改进了市场流动性,带来了更多分析师覆盖,同时提高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从信息利用和信息生成两个角度降低了股价信息风险.本文研究丰富了股价信息风险文献,在实践层面上亦为后续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提供政策制定参考.

摘要：公信力所带来的权威性资源是民办高校发展所需的重要的无形资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办高校未来的发展。分类管理政策施行以来,营非选择成为摆在民办高校前的一道必选题。民办高校举办者对营非选择的犹豫以及随之而来的民办高校自身的波动,加剧了民办高校公信力的现实困境;政府对民办高校模糊性治理,民办高校自身发展存在窘境,最终导致民办高校的社会合法性偏低。在分类管理政策背景下的民办高校公信力的提升路径中,政府应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民办高校应强化身份建构,提升内部相关者对分类管理政策的认同,外部利益相关者也应不断完善与民办高校的互动路径。

摘要：企业通过绿色营销向消费者传播保护环境发展理念,提高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购买意愿,对于企业品牌形象和占领绿色产品市场份额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会拥挤和广告诉求方式之间如何匹配,才能提高绿色广告的说服效果。以行为限制学理论为基础,通过3个实验,探讨了社会拥挤与广告诉求的匹配效应对消费者绿色产品购买意愿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边界。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拥挤和广告诉求对消费者绿色产品购买意愿存在交互效应。具体来说,在高社会拥挤的场景中,利己广告诉求更能促进消费者绿色产品的购买意愿;低社会拥挤的场景中,利他广告诉求更能促进消费者绿色产品的购买意愿。加工流畅性在这一交互效应的影响路径中起中介作用且消费者自我监控水平对交互效应起调节作用,只有消费者自我监控水平较低时,这种交互效应才显著。因此,企业在绿色产品的营销中应关注社会拥挤与广告诉求的匹配效应,以达到更好的绿色广告效果。

摘要：本文以2005-2010年媒体评选的明星C E O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媒体追捧报道的动机及其对明星CEO薪酬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CEO的经营能力并不是决定其能否成为媒体追捧对象的决定因素,相反,获得上市公司的广告收入与迎合公众的认知偏好才是媒体追捧明星C E O的真实原因;另一方面,媒体的追捧报道不但没有提高公司经营业绩与明星C E O薪酬之间的敏感性,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明星C E O在公司管理结构中无形的权威和影响力,使其获得了丰厚的个人薪酬。本文研究表明,现实中的媒体可能为利益所"收买",成为公司管理层攫取私利的"鼓噪者",媒体的追捧报道不仅没有起到树立真正光辉典范的作用,反而弱化和降低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引发了消极的经济后果。本文对媒体追捧报道的动机及其对明星C E O薪酬的影响分析,将有益于全面和客观评价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

摘要：如何有效地激励高管人员、降低代理成本历来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已有的研究多将立足点置于业绩考核指标的合理性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维度,忽略了企业风险承担的角色和功能。区别于以往文献,本文尝试检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高管薪酬契约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分析2005—2016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1)控制经营业绩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同高管薪酬之间显著正相关,呈现出风险补偿效应;(2)伴随高管风险厌恶程度的上升,高管薪酬的风险补偿效应增强;(3)在更为有效的经理人市场环境中,高管薪酬的风险补偿效应较高。以上结果表明,除经营业绩外,企业风险承担是高管薪酬的重要内在影响因素,但是其作用大小会受限于高管风险厌恶程度和经理人市场环境等内外部情境因素。据此,本文认为未来在制定高管薪酬时,企业应将风险承担水平纳入考虑范畴,并需要进一步针对所处的不同内外部情境加以调整。补充测试结果揭示,高管薪酬在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公司价值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支持了将企业风险承担因素融入高管薪酬契约制定中的合理性。本文有助于厘清企业风险承担在高管薪酬契约制定中的作用,增进了对基于风险承担视角如何改善薪酬契约有效性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