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古代戏曲评本中，有一部内容十分特殊而在今日已十分罕见的本子，那就是清雍正年间“笠阁渔翁”刻汤显祖名著《牡丹亭》的评注本《才子牡丹亭》。此书批者署名“阿傍”，笔者曾将此书批语与史震林《西青散记》相关内容比对后，断定笠阁渔翁的真实身份便是清代戏曲家、《太平乐府》(《玉勾十三种》)的作者吴震生(1695—1769)，而阿傍即其妻子程琼，此书系出自夫妇二人之合作。

摘要：明代后期的南京是个充满音乐与戏剧的都会。在秦淮河畔南曲一带，“妓家各分门户，争妍献媚”，“入夜而撅笛挡筝，梨园搬演，声彻九霄”。当时的许多上流妓院为官吏士庶提供歌舞戏剧，以为娱乐，而身处其中的名妓往往就是乐伎，扮演着娱人同时也是艺术中介的角色，经由她们的演唱，新创作的文人散曲、戏曲得以快速传播，造成风潮。身为“秦淮八艳”之首，马湘兰可谓是晚明金陵乐伎中的代表人物。她知音识曲，会弹琴、弹琵琶，能演唱《北西厢》，又带领家班，自教小鬟度曲，还写作散曲、传奇，

摘要：自金批《西厢》问世以来,'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三百多年来,《第六才子书》之刊行,其版本竟达五十余种,以致出现了读者多有只知'金西厢',而竞不知有'王西厢'的情况。然而圣叹之书,其迷人之处,究在何处?本文指出,圣叹从事《西厢记》一书的评点,最特殊之一点,在于他一方面将'作者'、'读者'与'评者'三方藉由文本的新形式,放置于同一场域,共同组成'批评的语境',使文学的诠释解读,有了更深刻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企图确立剧本'文本'本身的独立性,将戏曲的文本,只作一篇文字看,并在一种创新的阅读中,将原本设计为'代言体'的戏曲文本,转换成一种新形态的叙事文体。正缘于此,本文想进一步探索的是:在戏曲批评史与《西厢》评点史上,金圣叹批点《西厢》强调以文本阅读与鉴赏为主的'批评作为'有何特殊的意义?金批《西厢》之鉴赏兴味如何将戏曲文本予以'转化'?金批《西厢》如何论述读者的'主体性'与'批评意识'?循此思路,金批《西厢》之细读批评与'极微'论之关系为何?金批《西厢》如何论述戏剧性与叙事性的相互渗透?金批《西厢》之批评语境与接受理论之关系为何?

摘要：史家尽可采用小说家笔法，但历史绝非虚构，而是“信而可徵”的过去事实近来，史景迁的作品经大陆出版社出版，受到格外关注。由于史景迁乃西方汉学界重镇之一，所以一经中译，文化界旋即高度重视，肯定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些批评言谈各有重点，但整体言之，关键所在仍属史氏最擅胜场的“叙述史学”。就史学发展的大耍而言，批评界于此之著墨其实诡异。诡异者之一在于历史本来就是一门“说故事”的艺术，何以因袭旧套的史作会得人赞赏，甚至再三强调？其次是19世纪以来科学治史的方法兴起，蔚为主流的时间几达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