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成为政府部门、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基于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2013-2021年数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数字化转型对竞争性行业、传统产业和处于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提高研发创新意愿、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是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的作用路径。根据以上研究结论,要引导企业充分利用数字化转型“红利”,协同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融资支持、研发激励等政策的实施,完善企业治理和内控机制,促进制造业企业真正回归本业、聚焦主业。

摘要：优化调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的整体布局,对于加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执行主体的三维分析框架,可以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2010—2023年国家层面出台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偏好于采用环境型政策工具,把生态保护与环境修复作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少,对构建优质生态产品营商环境和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重视不够,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参与较少。因此,必须注重各种政策工具的均衡匹配,强化政策目标的优化设计,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作用。

摘要：为探究合肥市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状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综合分析合肥市两大产业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合肥市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态势明显,耦合协调度等级较高;政府的政策、产业增加值、人才资源和产业资源对合肥市文旅融合的层次和质量产生影响。据此提出合肥市文旅高质量融合的建议:突出战略引领,构建文旅融合的大格局;培育消费热点,拓宽文旅融合的宽度和深度;强化数字赋能,提高文旅融合的创新度。

摘要：研究目的:探讨传统社会权力干预对土地收益分配的影响,梳理中国地权的历史谱系演进并为现代地权制度中的增值收益合理分配提供启示。研究方法:理想型建构法,分析性叙述法。研究结果:(1)以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对私权利不同程度的干预,建构了哑铃型与纺锤型两种理想的地权形态;(2)不同地权形态下的“权力—权利”互动模式可以总结为均田薄赋、经界并税与隐占兼并;(3)地权的历史谱系演进呈现为在王朝治乱周期下,形态由哑铃型向纺锤型的转换,这不仅呈现出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干预强弱转换下的表层循环特征,也潜藏着权力干预弱化与权利演化的深层特征。研究结论:建国以来的“权力—权利”结构体现为“中央—地方—农民”的关系,面对结构失衡产生的城乡差距扩大,中央应通过将横向社会反馈纳入纵向政府问责来约束地方政府的权力干预,并通过推动城郊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及差异化征税、远郊区农地国有化向农民还权赋能,走向“权力—权利”结构的制衡。

摘要：注册制下,信息披露是IPO的核心。本文构建以发行人、保荐人和监管者为主体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IPO信息披露过程中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及其博弈均衡。结果表明:监管者强力监管所获得的激励、保荐人敷衍塞责所受到的惩罚和发行人虚假披露所受到的损失显著地影响博弈均衡;如果监管者强力监管所获得的激励足够充分,或者发行人虚假披露与保荐人失责所受到的惩罚足够严厉,那么发行人将会选择真实披露信息;此外,媒体曝光概率也显著地影响博弈均衡。因此,要提高IPO信息披露质量,就必须设计充分而有效的激励与惩罚机制。

摘要：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新时代建设的重要任务,间接税减税又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两者之间具有直接关联。本文以“营改增”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对资本要素的减税激励,考察了间接税减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期间的“营改增”政策显著弱化了劳动收入份额,相当于在改革前平均水平上降低了4.97%,且这一效应主要集中在中小型、非国有和非垄断的企业。证据表明,资本要素偏向抵扣的税收设计是劳动收入份额弱化的直接原因,而不是税率变化引起的。

摘要：近年来,许多电商平台推出面向付费会员的专属营销体系.通过借助该体系实现定向广告推送,商家一定程度上可缓解日益增加的广告成本压力.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商家相较于大众广告选择会员广告策略的契机、决策与价值.首先计算和比较两种策略下的最优广告决策,然后识别会员专属广告策略的适用条件,进而对比两种策略下的广告效率、商品需求及收益表现,最后分析和阐述会员广告策略价值实现的内在驱动力.结果显示:在会员广告策略下的广告费率相对较低且会员人群比例相对较高时,商家应采用会员广告策略.商家采用会员广告策略不仅可以聚焦广告投放对象而且可以降低单位广告投入,从而大幅提高了广告效率.还发现在会员广告策略下,原价越贵的商品,其销量表现反而越好;商品契合度越高,其销量表现反而越差,这是由于会员广告策略注重挖掘会员人群的潜在价值,商家将在边际收益和商品销量间达成新的取舍.

摘要：在新发展阶段背景下,数字化应用对释放中国经济发展潜力、提升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20年两万余家中国私营企业数据,观察企业数字化应用的具体环节,探究了多元数字化应用对企业出口的作用效果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多元数字化应用对企业出口决策及出口规模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产品设计、供应链管理、客户管理和销售管理方面的数字化应用对企业出口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企业内部管理和安全监控方面的数字化没有体现出贸易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融资约束改善、获取财政补贴、营商环境改善、政治关联强和高新技术企业多元数字化应用的出口效应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多元数字化应用通过激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推动了企业出口。本文结论为政府和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赋能出口贸易发展提供了决策支持和经验依据。

摘要：文章基于企业家活动配置理论及科技企业的独特性,将科技企业生产性活动划分为技术导向和市场导向两类,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述活动配置的影响,并考察该影响随企业生命周期演变而呈现的动态规律。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种导向型活动都有正向影响,其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成长期的科技企业会显著增加技术导向型活动,成熟期的科技企业在两类活动上都会加大投入,而衰退期的企业则更倾向于增加市场导向型活动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该规律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反应不灵敏。

摘要：利用数字经济赋能农民增收,深度挖掘出农村市场经济潜力,已成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坚实基础。文章基于2011~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增收,这一结论在更换解释变量、缩小研究区间和运用工具变量估计等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缓解金融约束和提升技能溢价等途径促进了农民增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东部城市、资源型城市的农民增收效果更加明显,对高收入农民群体的促增收效果更好。文章研究扩展了数字经济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相关理论,所得结论为数字经济助力农民增收提供了可靠的实证支持,同时也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多维度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