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南省洛阳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自开馆以来积极发挥其教育职能,馆内建立有研学教育部,由教育工作人员设计、开发了一系列博物馆教育课程,并与中小学、高校开展了多次合作实践,凭借其科学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以及丰富的教学内容,对教育教学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因其开馆时间尚短,故在馆校合作领域还存在不足:如馆校双方的合作缺乏连续性、博物馆课程利用率偏低等。当前,馆校双方应加强沟通,尽快建立反馈机制,以期实现对学生的协同培养,使博物馆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

摘要：王文治作为江浙艺坛领袖人物,其广交诗朋画友,用"诗宗与画派,异出而同源"的思想和书家"用笔之道授之"来指导当时京江画坛的创作,摆脱"四王"之束缚,使之成为"以气韵见长,不以魄力超胜"的"京江画派"。潘恭寿、张为京江画派殿军人物,亦作为王文治弟子,受其师影响,主要表现在作画体现士气,讲求自然,抒其性情。

摘要：一、我与明代书法史研究我于一九九四年考入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师从丛文俊先生攻读书法方向研究生,毕业后留所任教,走上了书法教育和理论研究的专业道路。之前,我在师范任专职书法教师,大都关注的是基础技法方面的知识,读研期间对古代书法理论有了较为系统的把握。

摘要：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唐王朝灭亡高句丽,高句丽人或留守故乡,或逃亡四邻,或迁入唐王朝内地,从此开始演绎不同的命运人生。新近在西安发现的高句丽移民南单德墓志记载:总章元年后,南单德家族被唐王朝迁徙到辽东地区,家族中的南狄、南于等成员被任命为高级地方官吏。志主南单德选为禁军射生,参加了平叛奚与契丹的战争,并在"安史之乱"中成为安禄山叛军,后在洛阳率领部队归降唐王朝,被封为饶阳郡王。南单德从亡国高句丽移民到唐王朝郡王的跌宕起伏人生经历中,浓缩着众多高句丽人的身影,具有代表意义,对于探讨总章元年后高句丽人的生存状态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作为一种尝试,文章以个案研究作为探讨社会现象的切入点,希望在方法论上对相关问题研究有所帮助。

摘要：“武猛中郎将”诸印散见于各印谱中,以往对其专门的研究,多囿于相关考释、传世文献的匮乏。本文将“武猛中郎将”诸印置于汉至晋时印章的发展过程中,对不同印谱中各印章逐一剖释、对比分析,兼论及“武猛中郎将”官制、印章文字、印纽、年代、篆刻艺术等问题,力求考证其真实性。

摘要：◇时间:2018年12月17日14:00—16:00◇地点:北京语言大学书法审美的理论问题十分复杂,学者关注也比较多,但如何能使理论联系书写实践,或者说如何把关于书写的各种技法纳入审美和理论当中加以探讨,则罕有涉及。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大都注重技法功夫,极少做理论思考。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纳为作者的素质问题,还有思维习惯、思维方式的欠缺,而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没有为其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也是一方面原因。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古今书论中习见的'方圆'两个概念入手,逐一探讨技法审美中如何进行理论关怀。

摘要：古器物题跋,防于唐宋,然其跋文皆与拓本分离,若苏勖之石鼓文题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之类。清代金石学大盛,传拓之风骤起,著述之余,考订、鉴赏与题跋亦逐渐移于传拓之上,以为弃藏资助。及至潍县(今山东潍坊市)陈介祺全形拓问世,古物器形、质感、精神遂惊艳士林,而风随影从,蔚为壮观。自此古物传拓题跋、金石砖瓦印陶文字拓本题跋,俱大显于世,不独为藏家所重,好古者亦用之饰书斋堂舍,风气至今不衰。

摘要：㺇器及與之相關的衛簋諸器,是近年刊布的一批比較重要的青銅器。㺇器是上海崇源藝術拍賣公司和誠源文化藝術公司,從海外購回的。於2005年9月在上海舉辦的"海外回流青銅器觀摩研討會"上展出。陳全方及陳馨[1]、吴鎮烽[2]、吴振武[3]、李學勤[4]、裘錫圭[5]等先生都專門撰文,介紹、考釋和討論這組青銅器。

摘要：自《鲜于璜碑》在天津武清出土,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由于出土时间较短,历代文献对此碑都没有著录。此碑出土后一直存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而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已不存在,对此很多书上都没有提及。一些关于此碑的最新信息是文章撰写的重点。《鲜于璜碑》的书法艺术一直被书学家和书法爱好者关注,文章就其艺术特征进行了一定归纳。

摘要：四至六世纪的华北地区,佛教极为盛行,由此引发了信徒相关物质消费的扩大。当时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消费项目,主要集中于营造塔寺,雕凿佛像,举办斋会,写经造经,以及节日开销等几个方面。信徒的宗教信仰消费,依照个人出发点的不同,形成了极为鲜明的特点,并且对当时的社会、艺术的发展,以及信徒的个体家庭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