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小说被轻视的历史境遇实质是权力文化和文人文化对民间文化排斥的结果，表明了广大庶民在政治、经济不平等之后的文化不平等的历史事实。小说观念上，因其远离“大道”和“街谈巷语”而被权力文化与文人文化分别从政治、道德层面和艺术层面排斥。在小说主题上，其“忠义”的政治倾向其实并不一致。忠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意识的伦理化，义则是个体化的人格境界。后者往往构成庶民社会破坏社会既定秩序的道德依据。小说内容的传奇性是以庶民的“尚奇”意识为导向的，是其对自己存在状态的一种人生物想和心理体验。由神怪、侠义、公案、性爱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奇物、奇人、奇事、奇情不仅是庶民的道德需要，也是审美需要，完整地体现了庶民社会的宗教、道德、政治和婚爱价值观。以奇为是的叙述显示出古代小说美学形态的幼稚和商业机制的早熟。而叙事的大团圆结局与其说是一种审美原则，莫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庶民世界观。

摘要：从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所体现的总体艺术精神看：在诗人主体情思的狂放直抒形式上，是浪漫主义的；在诗人的诗歌观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密切联系上，以及诗作所表现的诸多意象和非理性激情上，则是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融─—为“五四”时代精神所浸润的新生活创造精神，可称之为“五四先锋派”。这种艺术精神，是诗人立足于中国诗学优秀传统，接纳西方现代诗潮精髓，融于“五四”反叛与创造的时代精神，所形成的独具一格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方法。郭沫若这种“先锋”精神泽被后世，永远值得珍惜、光大。

摘要：左丘明在叙述事件时语言简洁,但又字字珠玑切中要害,尤其是对于动词的使用,对比性强,如恶、爱;袭、伐等;对话深入刻画人物形象,叙事伏笔丛生。《左传》更注重事件情节的叙述,人物服务其中。《公羊传》和《谷梁传》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女性诗歌写作出现了一种重大的艺术变革倾向:叙事化。它一方面是由时代转型造成,另一方面也是由女性诗歌自身的现代性变革需要导致。叙事化的变革不仅导致了当代女性诗歌在诗歌观念、诗歌功能、诗歌结构、审美方式、阅读模式等诸方面都发生了相应的现代性转变,而且造成了当代女性诗歌对技巧的重视与追求。同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种不同意义的叙事,从而在形式上必然加剧了当代诗歌的非诗化倾向与散文化倾向。

摘要：钱钟书的《围城》具有高度艺术成就。叙事结构的"蟠蛇章法"——宛转回复,首尾俱应;布局自然,匠心独具;强化焦点,控制盲点;把握节律,调节情调。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心理描写重视细节,把握角度阶段环境。长于比喻的幽默风格——善于使用特殊喻体,"喻之两柄""喻之多边",语义转折,夸张、颠倒。

摘要：当代女性诗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美学上发生了一场重要艺术变革即是:日常生活得以审美化呈现,它是由时代转型与女性诗歌自身现代性变革因素导致。日常生活审美化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平民化的取材与视角、平民化的艺术叙说风格等方面;二、是城市生活场景在诗歌中得到突出表现;三、是身体美学的兴盛与书写变异。

摘要：唐、宋两朝是中国诗歌与书法的高峰时期,论书诗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在唐代论书诗中多为诗人对书家、书法作品的主观感悟,宋代论书诗中融入对书法艺术的理论思考,使诗歌更具艺术气息。由唐及宋文艺思想也趋向理性化。通过考察唐、宋论书诗之全貌,可透视出两个时代的文艺思想脉络,亦昭示出两朝文艺思想的嬗变过程。

摘要：9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颠覆了最初的先锋性含义,在诗歌写作语言观念、艺术表现手法、艺术表现功能和审美视角、价值取向、风格性质等方面产生了变异。这种变异不仅适应90年代特殊的文化情境特点,使其完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断裂性的现代性转型与变革,成为另一种意义的时代先锋写作;而且在客观上加速了90年代诗歌的非诗化、边缘化倾向,与90年代诗歌之间形成了一种从先锋到边缘、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摘要：诗书画皆通的王维,其生命元素的多元性,为历代学者透视其文化品格和个性情怀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因此其山水人格,禅机易趣以及诗画共融,书画一体等成为生命节点。生命元素的多元性建构起立体的王维,这一方面得益于诗、书、画三者相得益彰,而更为主体性的因素则是绘画艺术特质的形成,以及诗画内蕴的通融性。

摘要：贯休是唐五代时期著名的诗僧,其诗歌与佛禅因缘颇深。贯休凭借深厚的佛学修养和艺术才华,真正将禅与诗融会贯通,自发性地推演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思想,使这一命题得以历史地建立。贯休以'中得心源'为本,将禅家的终极境界落到实处,糅合南宗禅的'随缘任心'与北宗禅的'拂尘净心',追求生命的真性。同时,贯休'外师造化',在审美活动中崇尚本然如实的'自然'、合规律与合目的的'人情'、流动不息的'圆融'之境,在灿烂的感性中发现生命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