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任何立法工作都应当细致考察其所规制行为的现实心理状态,立法上对行为心理基点的选择与预设也将对现实中人的行为心理产生影响。我国慈善立法面对的现实中存在着的两类心理倾向分别是:"资本的逻辑"下的慈善"投资"倾向和"需求的逻辑"下的慈善"消费"倾向,在现实立法中也对应性地生成了"本息模式"和"德义模式"两种行为规制模式。两种模式机理不同、不一而足,在实际立法中需要混合适用。以"本息模式"主导的混合策略会产生"资本逻辑"对"需求逻辑"的侵蚀,忽视并损害慈善行为的"利他"动机,因此,对"德义模式"为主导的探索成为必要。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做出了系统安排,明确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经济法处于宏观经济治理法治化的核心地带,《建议》关于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部署,对经济法提出了优化制度安排、提升制度效能的要求,也为其进一步发展指引了方向。宏观经济治理的经济法之道,应放置于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语境中来探寻。经济法致力于宏观经济治理的着力点在于其将国家治理宏观经济的问题转变为法律治理国家宏观经济治理权力的问题,在于其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设定的体制结构和程序机制,即以通贯良法善治逻辑的体制、机制和程序设计来确保科学合理公平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根据"有效市场"和"良法善治"的内在要求与基本逻辑,经济法对宏观经济治理的制度安排应遵循"法治与正当程序"原则和"民主与多元共治"原则,其主要内容包括宏观经济治理权的体制性配置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机制的设计,核心领域是国家规划法、现代财税体制、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制定、健全与完善。

摘要：农村宅基地分配制度是宅基地制度体系的基础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宅基地分配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各自特点。现行宅基地分配制度面临无偿分配名存实亡、以户为单位的取得制度困难重重、“一户一宅”难以实现、集体经济组织功能未充分展现等运行困境。从宏观视角观察,我国宅基地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背景下特有的制度设计,目前还呈现出明显的不成熟性。从微观视角观察,宅基地分配制度又呈现出复杂性和独成体系性。应当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系统化的目标促进宅基地制度体系的完善和优化。在未来改革和立法中,应该厘清宅基地上的私法权利体系和构造,固化资格权到户,原则上坚持“一户一宅”和无偿分配,细化宅基地分配程序,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用,并遵循“面积限定”“规划管控”等管制规则。

摘要：保障农民实现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的权利,是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因此,有必要在准确界定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概念的基础上,从主体、客体、属性及后果四个层面明晰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的法律内涵,为具体制度设计奠定理论基础。明确农村集体资产股份自愿退出与非自愿退出的条件,探索本集体内部转让、集体赎回及对外转让多元化的退出方式,并细化三种方式下股份有偿退出的法定程序,实现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制度的法律构建。

摘要：我国已经确定从２００２年起，将初级检察官考试、初级法官考试和律师资格考试合并进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本文从这一背景入手，探讨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与我国法律人才选拔的关系，研究了我国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设计的基本思路，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对于我国包括法官和检察官在内的司法官透选以及我国司法官的培训的多方面的影响。

摘要：香港现有的档案开放救济制度主要包括申诉专员和司法审查制度两种。申诉专员救济力度不足和司法审查对档案开放案件主体存在实际利益限制是这两种救济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借鉴英国信息专员与司法审查的制度衔接设计,通过立法授权香港申诉专员签发强制执行通告,赋予其向法庭移送拒不履行通告案件的权能,以及引入藐视法庭罪的规定,实现这两种制度的衔接与融合,将完善香港档案开放救济制度。

摘要：自动驾驶系统的碰撞伦理是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难题,其中真正的两难困境是人的碰撞选择。人的碰撞选择就是生命的衡量,这也是电车难题的核心所在。有人驾驶汽车的碰撞选择依赖于司机的即时判断,而自动驾驶汽车的碰撞选择依赖于事先的算法设计,算法必须要对各种可能的情况事先做出道德与法律判断。自动驾驶系统视角相当于电车难题中的旁观者视角,即第三人称视角;它既是外在观察者,又是事件的参与者,并对结果产生根本影响。法教义学的制度设计取决于道德哲学关于价值冲突的解决方案,碰撞伦理的关键在于确立如下优先次序:第一,自动驾驶系统的乘客应该受到优先保护,他们不应当成为首先被牺牲的对象;第二,自动驾驶系统的算法程序不应当为避免碰撞而选择人数更少的对象;第三,在只付出合理代价并带来更大社会善的情形下,该算法程序也可以对乘客施加可允许的伤害。

摘要：发包方同意作为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法定条件,其存在的合理性备受争议。但无论是"废除说"还是"保留说"均单纯聚焦于立法的政策倾向以及该制度与现行法律体系的关系,并没有利用现有理论和制度资源实现问题的终局性解决。在"公示要件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发包方同意事实上发挥了权利变动的公示作用,可以将其视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的公示方式和生效要件。依循这一解释路径,发包方同意的法定条件和程序规则设计应当符合物权变动公示方式的法定性及形式性。但发包方同意属于合同履行环节的问题,其效力仅限于控制权利变动,并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

摘要：起于美国的一系列长臂管辖做法引起了中国政府和法学专家的关注,现有的理论成果对长臂管辖的产生和发展已经有了较周密和细致的分析。美国在国家经济和法律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突破了属地、属人管辖,而形成了立法、司法、行政立体化的长臂管辖体系,提升了法律的攻击性。美国长臂管辖的弊端不在于其法律的域外适用,而在于其适用方式与范围超越了国际法治的基本尺度,没有进行必要的克制。从制度评价的角度看,国家开放发展的程度越深,就越需考虑法律的投送能力。但问题在于,必须找到合适的界限,也就是采取法律域外适用的手段要考虑利益平衡,不能为了保护本国低层次的利益而损害外国高层次的利益。在中国日益促进开放发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背景下,也需考虑中国法律的域外投送能力。但更需要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设计制度,而不能单纯地考虑自身利益而不顾他方诉求。只有在共商共建的国际制度中,才能更好地迎接共同挑战,完善国际法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要：电子数据作为网络信息时代的证据之王,其种类繁多、范围广泛,由此决定了电子数据承载着各种基本权利。明晰电子数据所承载的基本权利,是电子数据取证中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前提。财产类电子数据中承载着财产权,传统的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无法完成对数字货币的有效取证,直接将数字货币变现后予以扣押,既存在对财产权保障不足的问题,也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其他基本权利。隐私类电子数据中隐私权客体的扩张及其依附载体的变化,决定了此类电子数据取证中可能存在隐私权无形干预和二次干预的问题。通信类电子数据中承载着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侦查机关可以选择通过搜查、调取、远程勘验等方式收集此类电子数据,但现有制度设计各自会面临对通信自由权保障不足的问题。言论表达类电子数据承载着言论自由权,侦查机关收集此类电子数据,虽不会干预狭义言论自由,但可能会干预出版自由。基本权利干预电子数据取证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法律保留主义、令状主义、比例原则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