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两个物体在表面上无法区分,但一个是艺术品,另一个不是,那么两者的界限是什么?这是丹托艺术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丹托认为这个界限就是“解释”。解释的功能就是把凡物“变相”为艺术品,艺术作品变成了一种理论。艺术的解释总是要依赖某个历史语境,艺术家之所以作为艺术家被接受是因为他已经消化掉了某段艺术史。解释虽然指出了思考的方向,但它依然是次生的问题。“消失的差异”这个概念则被用来纠正丹托理论中存在的问题。“消失的差异”指的是某些东西被抹去而消失了,被抹去的东西反过来构成了差异,建构起新的识别。艺术家试图抹去艺术世界本身,这个抹去的行为却作为“消失的差异”而使他的作品成为了艺术。“消失的差异”也可以理解为艺术家的一种消失的能力,一种能够不做某事的能力。艺术家放弃所有的艺术规则,使自己表现得不像一名艺术家,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更是一名真正的艺术家。

摘要：市场化改革至今,中国表演艺术管理体制在发展目标定位、主体关系协调、政策工具选择等层面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影响制约着表演艺术的繁荣发展。法国在探索表演艺术发展定位、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平衡政府主导与表演艺术机构自主性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创新性探索,有效推动了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与文化艺术规律的平衡,可为中国提供经验借鉴。

摘要：科学是我们时代的真理代言人,后期尼采却在这位代言人身上看到了未经反思的信仰预设和严峻的虚无主义危机。在解构了形而上学理想之后,科学要么沦为无意义追求的琐碎工作,要么被求真意志所鼓舞。可求真意志恰恰预设了一种隐含着形而上学二元结构的真理观,并且呈现出一种为真理而献祭生命的禁欲主义逻辑。因此,被求真意志所鼓舞的科学看似解构了禁欲主义理想的种种教条,却成了这种理想最为隐蔽也最为纯粹的化身。后期尼采对求真意志的批判通往假象的重估和艺术化哲思的开启,这种艺术化哲思既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谓的艺术哲学,也不同于早期尼采的“艺术家形而上学”。面对当下虚无主义困境,尼采意义上的自由精神要纯化求真意志,以艺术化的哲思代替科学化的哲思,而这也意味着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重新规定。

摘要：气氛美学要探求的是一种人与世界的原初关系,这种关系展现为具身性的在世存在被某一特定空间的调性所定调和感染。伯梅的气氛美学回溯到亚里士多德和歌德的关于光和颜色的理论,并以现象学的方式重新描述了气氛性的光亮与色彩。从色彩的气氛空间性、绽出和感通性出发,可以为理解艺术作品的气氛营造中光线和色彩的运用提供新的解读范式。

摘要：社会文化总是将母亲提炼到“母爱”和“母性”的伦理价值维度中,但是这种话语制度却与日常经验中的作为主体的母亲之间有巨大的差距。如何在普遍的符号表象背后,找寻真实的母亲形象以及具体的生命处境,就成为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艺术家们则在生为女人又作为母亲的亲身体验中,使得母亲的创造力不仅仅限制在生育孩子方面,而是经由她们性化身体的涵养与持有,用艺术创作的方式,使得陌生而又熟悉的母亲重新以她们自身独特的形象,自在且自为地显现出来。

摘要：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已经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书画审美趣味与收藏品味,审美趣味对书画创作风格带来了特定影响。书画鉴藏审美的转变,促进了书画区域审美观的形成。《吴郡丹青志》是一部具有地域性质的画史,内容是对其时江南地区的25位画家分别撰写的传记,并进行了品评,不仅是作者王穉登的观点,也是当时江南文人圈书画意识凝聚的结果。

摘要：尼采成名作《悲剧的诞生》序言标题即为“致理查德·瓦格纳”。该书的创作深受瓦格纳的影响,但在以往研究之中,此线索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瓦格纳复兴北欧神话并以之抵抗现代性的艺术观及其重要代表作《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主导动机、无终旋律、半音转调等作曲技法所体现的紧张、冲突、不和谐的美学观,对《悲剧的诞生》无论是在写作风格还是具体思想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早期尼采在盛赞瓦格纳的同时,也小心地与其拉开一定距离,他们对神话、悲剧、绝对音乐、叔本华以及基督教等方面理解的细微差别,为两人关系破裂以及尼采哲学转向埋下了伏笔。

摘要：针对设计学视角下传统时尚向数字时尚转型升级路径模糊的关键性问题,采用理论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数字时尚的发展现状、表现形式及实践应用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探讨,详细阐述了设计学视角下数字时尚发展与逻辑研究的必要性;通过分析调研案例,运用START模型框架,归纳总结出社会与空间、科技深度融合、人机共创新范式、虚拟与现实、交易与流通5个维度的具体实践方式。研究表明,设计学学科的不断交叉融合发展不仅是驱动数字时尚的创新力量,也是桥接技术与创意、虚拟与现实、商业与艺术的关键纽带。研究结果为设计学视角下的数字时尚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方法参考,有助于推进设计驱动式创新时尚产业的积极发展。

摘要：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AIGC时代来临,人工智能技术在打造文化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同时也带来了科技伦理风险和治理挑战。从理论建构来看,人工智能文化科技伦理涉及透明度、监管、责任、道德,以及与计算机伦理、机器伦理和计算伦理等关系的处理。从发展隐忧来看,算法作为非人类网络行动者,面临在隐私与道德交汇中的游离问题,数字化时代的数智鸿沟与伦理边缘不清问题,以及深度合成与深度伪造带来的多维安全风险。基于此,旨在立足人工智能技术遵守价值对齐,提出构建共创共建共治的AIGC文化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即包括人工智能文化科技伦理治理制度创新、治理技术创新、治理主体创新的协同善治框架,推进AI文化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并应对伦理风险,确保文化科技创新与文化科技伦理之间的可持续平衡。

摘要：元宇宙是现代数字科技演化形成的数字文明新呈现方式,对我国数字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元宇宙数字文明,亟须文旅元宇宙的创新发展紧扣文化强国与数字中国重大战略部署,基于元宇宙技术进行集聚创新与优化,打造新型数字文明空间,在虚实共生中守正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全景呈现。文旅产业是面向元宇宙的新型文化软实力,其创新发展应以文旅元宇宙模式建构为抓手,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模式目标,以促进人民共同富裕为模式基准,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模式内核,以满足高品质消费需求为模式支撑,以筑牢绿色旅游生态基底为模式保障,系统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文旅元宇宙发展模式。此外,应通过供给侧、消费侧、创新侧、产业侧、生态侧打造文旅元宇宙推进路径,实现中国式文旅元宇宙的创新发展,以文旅元宇宙新场景、新业态与新模式,探索数字文明时代中国特色文化元宇宙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