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南方”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其独立的政治立场给国际关系调整带来深刻影响。中国有必要理性认识“全球南方”对新时代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再定位的影响并适时进行外交政策调整。“全球南方”崛起是百年变局的重要变量,应在中国外交战略设计中突出其关键性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紧紧围绕“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为指引,以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扩大个体情感认同为路径,通过合作平台的搭建与全球治理机制的重塑,积极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深入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全球南方”的脆弱性与内部博弈、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的拉拢和分化,使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面临诸多挑战。面向未来,中国应继续以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引领“全球南方”合作、落实好中国三大全球倡议,统筹国家、地区与全球布局,构建起以点带面、聚面成网的机制体系,形成政治、经贸、安全、人文等多轮驱动的复合型结构,实现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

摘要：环境治理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目标的重要抓手。中国环境治理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效并实现了对西方困局的精彩破题,与积极环境治理观的形成和引领有关。积极环境治理观兼具既成性和建构性,包含“事实”和“规范”两个维度。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交织、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融通、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统一,指向了积极环境治理观的“事实”生成逻辑。伴随现代化的演进与持续的生态反思,积极环境治理观发展出具体的历史观、世界观、文明观、价值观、民主观意蕴,奠定了中国环境治理的“规范”取向。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需着力顶层设计、责任伦理、生态主体、话语体系四个方面,推动积极环境治理观的实践转化,助力未来环境治理样态创新。

摘要：城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日趋重要。应对诸多治理瓶颈,培养具有治理理念、专业技能、行动能力的社会治理人才是优化治理效能的关键要义。针对城市治理人才培养中存在缺乏主动性、灵活性、时效性和协同性等问题,高校应打破专业边界,以政策创新者、社会设计者和专业行动者为城市治理人才培养目标。该文尝试从问题驱动教学法的特点和国内外实践出发,讨论其在增强学习主体主动性、教学内容时效性和培养方式协同性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以上海“15分钟社区生活圈”编制教学工作坊为例,讨论该教学法在城市社区治理相关课程中的应用实践,并评估教学成效及适用情境。

摘要：作为复杂的巨系统,城市治理须依托“技术”和“制度”双轮驱动来实现绩效的精细化产出,但两者之间的互动机理与秩序安排仍有待厘清。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密钥。以城市“复杂性”为逻辑起点,设计兼顾系统静态结构与动态运行之间相互关联的治理机制,描绘城市的“隐秩序”画像。在制度架构层面,城市的人民性回归引领了城市主体的共识目标达成,织就了崭新的行动者网络;在技术要素层面,搭建技术嵌入与技术评估的双轨耦合渠道,形成了对技术应用过程的整体包络;在流程环节层面,通过治理需求的精准识别、治理资源的靶向供给以及治理实效的即时反馈,聚合了城市系统闭路循环式的涌现反应,最终建立趋向城市善治的精细化治理机制。

摘要：当前,全球秩序分裂的趋势威胁着国家间互信的建立与合作的深化。多边主义危机加剧凸显了国际组织在重塑治理秩序中的关键角色。随着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组织变革成为国际组织维持自身合法性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然而,不同国际组织通过职能扩展寻求变革的进程与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制度设计通过影响国际组织官僚机构不同的自主性水平和组建获胜联盟的难易程度,直接影响国际组织对变革必要性的论证、相关新议题的实践探索和组织内部的相应机制调整。伴随制度的长期运作而形成的组织文化也影响着组织适应新议题的变革努力。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银行在其管理层的倡导和专家团队的支持下,积极介入全球气候治理,成功塑造并主导了气候发展话语。随着其一系列成功的实践探索得到主要成员国的认可,世行获得了创建气候合作机制的授权,并通过气候行动计划安排和内部机构设置将气候议题的职能合法化和制度化。世行的全球气候治理实践为我们理解国际组织寻求组织变革以适应新议题的挑战提供了切入点,也有助于理解和启发国际组织依托制度设计提升韧性的尝试。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是多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巨系统.其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时空压缩”特征以及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困境”梗阻着“制度—效能”的转化.纾解这一深层次难题,需要依托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整合分散的制度构件并调适治理的运行方式.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呈现出“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同频共振的良好态势,源于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相续形成了“注意力政治逻辑”“承认政治逻辑”“责任政治逻辑”.“政治注意力资源的配置、吸纳与调适”“多元主体的身份认同与权利承认”“权力分配与责任分摊的有机统一”三大逻辑有机复合,衔接起“制度”与“效能”之间、“制度有效性”“治理有效性”与“匹配有效性”之间的内在机理.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须把握好“制度—效能”演化发展的层次转化性、整体优化性等规律,优化党领共治、党领精治、党领法治机制,从而为有效化解“局部有效整体失效”“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等现代化悖论提供中国样本.

摘要：作为风险社会的典型场域,环境问题由于治理制度割裂和治理结构离散的人造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流动性、扩散性和易反弹性而呈现高度的弥散性和不确定性,抵御不确定性环境风险的关键在于探寻制度“秩序”与“活力”间的“黄金分割点”。“过程—事件”分析法遵循“制度设计—制度执行—制度监督”的事件发展脉络,能够揭示H市黑臭水体治理由反弹反复走向根本改善的制度肇因和隐蔽机制。伴随环境风险周期规律紊乱等现象的持续产生,制度刚性与制度弹性在H市黑臭水体复黑复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加剧了因利益博弈和目标冲突而发生的“拆台”和“掣肘”现象;而制度韧性则依循风险预防原则,在事后监督阶段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并合理化解黑臭水体事件愈演愈烈之势。循此思路,对现存环境制度进行变革有必要以“米字型”制度体系的搭建、完善和实施为基本模型与总体运行方式,实现市域环境治理从“刚性”“弹性”到“韧性”的现代化转型,以阻断环境风险并消解市域环境治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摘要：实证社会科学研究目前存在两个主要问题:过分强调量化方法的优越性;产生了大量低水平的质性研究。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一些研究者对两类方法的方法论基础,以及两类方法对因果推断的不同效用仍缺乏足够的理解。量化研究对数据的质量和分析的方法有很高的要求,这是许多学者没有意识到的;现有量化研究在因果效应识别上存在诸多缺陷和挑战,需要加以改进,方向是清楚的。与量化研究相比,质性研究,尤其是比较案例研究和过程研究在确认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上具有突出的优势,但需要研究者依据研究目标进行科学的案例选择和研究设计。方法论和研究设计的前沿,是围绕因果推断的研究任务,探索统一因果关系理论及其可能的实现路径,例如多元主义方法论、融合两种实验法的逻辑路径,以及以嵌套分析为代表的技术路径等。

摘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人类发展、安全和文明事业亟需立破并举、涤旧生新。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在继承中实现理论创新,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成果。“三大倡议”超越了既有发展、安全与文明理念,为人类社会开辟了一条公平、普惠、和平、共赢的现代化新路。中国未来应继续促进“三大倡议”理论创新和制度设计,以大国责任推动国际合作,以技术和人才夯实能力基础,以既有议程促进倡议落实,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与文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摘要：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的成功举办,既促进了上海城市发展的转型,也带动了上海遗产保护与利用从商业主义到公共性的转变。通过新天地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两个典型案例,梳理转变发生的过程,探讨转变背后由城市有机更新、公共文化、红色文化教育构成的动力机制,分析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以政府为中心、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动员各类主体、开发各类资源的多元化运作机制,阐释了历史文化遗产参与城市公共空间营造对城市发展、遗产保护的价值与意义,讨论了其中所存在的有关历史文化遗产"抽象社会资源"的开发、保护与利用形式的开放、创新以及可持续的管理与运营问题,并提出了若干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