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处于后艺术时代的三大体系之中:一是与原有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文学、戏剧构成艺术体系;但又因其营利特性而与此前艺术的非功利性区别开来,引致对艺术的重新定义。二是与摄影、广播、电脑、手机构成电型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又包括很多非艺术方面,如电影中的纪录片,广播、电视中的非艺术栏目,互联网和手机中的非艺术内容,从而引出了对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关系的新思考。三是从技术上与新兴设计艺术以及各种关涉电子屏幕的文化相关联,引出了艺术与文化的新思考。电影以电子技术为基础,与电子的虚实结构在科学升级后的相对论和量子论同构。电影从制作到放映皆与新的宇宙原则相连,在从文本到作品的放映中,电影通过在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横组合、纵聚合的运行,将自身的艺术特质呈现了出来。以电影为中心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关联,这也使得电影处于理解后艺术时代的艺术体系以及相应理论的中心位置。

摘要：后艺术时代的艺术具有三大特点:四个场极(先锋艺术、大众艺术、电型艺术、设计艺术),三类对立(先锋艺术与后三类艺术),四圈(先锋艺术之圈、大众艺术之圈、电型艺术和设计艺术的艺术部分之圈、非艺术部分之圈)互动。三大特点在思想上受升级了的科学和哲学形成的新世界观的影响,这就是相对论和量子论中的质能一体和时空一体观念。这两大特点从各类艺术特别是绘画中体现出来,后艺术时代的西方绘画,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如何在画中表现虚;二是如何在画中突出时间。最有代表性的画家,在这两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性。通过对西方绘画大家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后艺术时代的艺术,在体现虚实结构之“虚”和突出时空结构之“时”上,与中国和印度的古典绘画既有相同的一面,还有不同的一面,体现了西方对虚和时的理解。这种理解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自身的历史演进;二是中西印的文化比较。从西方的古今之变和中西印的艺术互鉴,可以更深地体悟西方后艺术时代中的艺术特质。

摘要：一、从历史演进看后艺术时代的艺术。从观念上看,艺术的理论确立和历史建构是人类进入现代进程的产物。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现代性演进,使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文学、戏剧,成为(美的)艺术。这一观念在理论上确立之后,再由之观看历史,一方面看清了在世界现代化之前的艺术是泛艺术。如之前的西方文化,不但绘画、音乐、文学等是艺术,理发、几何、天文等皆为艺术。

摘要：引论:时间问题作为新媒体艺术的元问题。在一切展开之前,本文不得不对“新媒体艺术”这个概念做一些限定。按照学界的一些典型做法,往往会将这个问题拆解成“新”“新媒体”以及“新媒体艺术”三个步骤。实际上这涉及的是三个不同纬度:关于“新”的问题,是一个史观问题;关于“新媒体”的问题,是媒介问题;而“新媒体艺术”,则是一种综合性的本体论问题。

摘要：符号学关注艺术文化的意义形式。艺术符号学认为任何符号都是一个意义三联体,它们可以在物性、实用性以及艺术性三性之间滑动,既可以形成偏重其中一联的意义表达形式,也可以形成其中二联或三联合一的审美效果。从艺术符号学出发,可以将科幻作品的符号意义形式光谱划为三块:聚焦物意义的技术幻想符号、聚焦实用意义的社会文化幻想符号,以及聚焦艺术意义的前沿思想实验的超越性幻想符号。它们构成了科幻作品的符号意义滑动的三联体,这种划分既能跳出西方科幻研究延续至今的“硬”“软”二分式,又能从一个覆盖科幻作品的意义全域,为科幻作品中国式的美学范式提供新的视野。

摘要：文艺复兴是文明互鉴的典型案例,是阿拉伯文明直接促进了西方文艺复兴的产生。在欧洲尚处于黑暗中世纪之时,说阿拉伯语的人则经“百年翻译运动”大量整理并翻译了古希腊文、叙利亚文、波斯文、希伯来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的人文和科学典籍,并在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有所创造和建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传承人类文明之火种做出了巨大贡献。

摘要：一般认为,形式与内容相对。形式是技巧,内容是质料;形式是外部包装,内容是被包装的东西。二者都有意义,互相配合。从符号学的意义理论来看,形式是一般项的普遍品质,具有“广度”,而内容是特殊项,具有“深度”。意义是人的意识与对象世界的关联,形式可以相对于内容有独立的意义。现代形式论者一直在努力寻找内容中的“广度”因素,从而发现“形式的意义”。但是,人类文化的进步更受各种“意义的形式”的推动,传播学的基础概念“媒介即信息”本身就是意义形式化的结果。通过意义的渠道,内容与形式发生转化。如此获得的形式化,从新的高度推进意义运转,往往造成文化的革命性变化。

摘要：抗战时期,电化教育被视作中国宣传抗战建国和启发民智的重要手段。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截断,电化教育转入顿挫状态,袖珍片放映逐渐取代电影放映,成为电化教育中最为重要的媒介分发系统,并重塑了电化教育的实践网络。研究发现袖珍放映机在大后方的应用和普及,一方面是与电力、交通、邮政等基础设施相互交织和共同演进;另一方面,人和社会组织是其技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袖珍放映机转译其行动方案,对战争宣传和教育普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摘要：贺照田、何浩主编《社会·历史·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年)出版了,这是“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以下简称“读书会”)又一本阶段性成果的结集,因为其中的几个关键词们提—出—“社会”“历史”“文学”,不禁让人再次回想起他的“社会史视野”。再次想起,不是说“社会史视野”已经被学界遗忘,恰恰相反,它已经成为一类较为盛行的研究范式。有一次碰到一个擅长文学细读的年轻同行,我问她最近为什么少写细读文章,她回答说细读式的论文已经不受欢迎了,只有“社会史视野”才受到刊物编辑的青睐。她在说“社会史视野”的时候,内涵未必特指“读书会”坚持的研究理念,这说明随着“社会史视野”受到肯定,它已经成为一类研究的代名词,与“读书会”的关联反而有些模糊了。出于这个原因,“社会史视野”反而可以说一说。

摘要：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