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新秧歌运动成为落实“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标志性事件。以往学界充分梳理了这场运动的艺术经验,但对其“运动”特征以及经验并没有充分关注。从“二流子改造”运动看新秧歌剧创演,可以揭示运动中文艺的历史形态和发展逻辑。“二流子改造”运动的初衷是对根据地群众进行“人民的意识的改造”,它需要借助民间文艺进行宣传教育,同时整肃根据地的群众文化环境,因此,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秧歌成为首选。与“二流子改造”结合的新秧歌剧,不仅是群众教育和娱乐的艺术形式,还兼具工作示范和现实威慑的“仪式”特征,从而与根据地政治文化深度结合。新秧歌运动的秧歌改造和秧歌剧创演,虽然没有探索出成熟的“工农兵艺术”形态,但却为后续延安文艺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可能。

摘要：在传记写作中,“写像”与“造像”是两种最为常见的写作范式。所谓“写像”就是传记作者依据历史事实对传主人生历程进行客观呈现,以求真、求实为原则描绘出完整、真实的传主形象,重在“写实”;“造像”则是传记作者基于求善、求美的理念对传主的形象进行艺术加工,在材料的选择、组合与阐释时,有意为传主人格形象植入特定的内容,塑造出一个理想、符合某种阅读期待的传主形象,重在“塑造”。

摘要：《战争和人》呈现民族国家观念的转型过程中,“爱国”的内涵如何从传统士大夫的道德伦理转变为现代国民的价值理念。通过描写人物对于“爱”的探求,《战争和人》着重刻画个体意识在现代战争中的自我重塑,也暴露出女性形象塑造上的缺憾。王火的战争小说创作,为“家国情怀”的现代生成提供了深刻的文学书写,也证明传统现实主义仍然具有处理重大历史问题、在艺术境界上开拓前进的能力。

摘要：引言极简主义为了最终促成“特定”物体的产生,制造出仅仅展示自身的三维物体,为此一方面要尽量剔除所有关系和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永远聚焦于眼睛所见的当下之物,这样它们才能不仅准确而且稳定。如此一来,没有了内在性,没有了时间的潜在性,也就没有了隐晦,也就失去了审美,失去了光晕,它们一目了然全无隐讳,就连自己腹内空空也和盘托出,它们是透明的。

摘要：高旭帆的小说聚焦巴蜀大地的乡土世界,以对四川的乡土特别是康巴山区居住的"山民"为描写的主要内容。他的小说以康巴地区为中心辐射开去,以民族志"深描"的方法对这一地区的地方性知识进行了深度开掘。通过对地方的反复书写,作家提炼出了一种民族文化精神,即康巴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具有多重内涵,直接影响了其后康巴作家群的成长壮大。

摘要：学界历来对“东方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与内涵看法不一,其研究范围明显呈现广义与狭义之分,其内涵在学科范式与研究对象之间徘徊,但宗旨始终立足东方,聚焦东方自身的文学与文化比较,以此打破国际比较文学界陷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僵局。近年,国内学界积极进行跨文明东西文学与文论比较,同时掀起一股东方研究热潮,要求回到“东方”,还原“东方”。在文明互鉴视野下,“东方比较文学”对于建立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国际性的比较文学学科,意义重大,甚至其研究范围还可有所拓展,其中一个拓展方向即为东方文艺理论比较研究。重新审视“东方比较文学”,阐释其内涵,进而思考当下比较文学研究与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东方”问题,是本文的旨归所在。

摘要：张资平的长篇小说长销术与营销策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出版话题。就文本而言,在大报及同人创办的刊物上持续刊发张资平作品的广告,以夸张的广告语推宣其作品的突出特点,吸引读者的眼球,提高作品的关注度;以时尚装帧为突破口,博得青年读者的喜爱,激发他们的购买欲,促进市场的销售;趁热打铁,在作家的选集本中同收长篇小说,让读者持续保持对其长篇小说的关注度,同时以优惠方案吸引读者,营造名人名作、现买划算的市场效应。就作家而言,蹭热度,出作家自传、评传,打造名家光环,营造长销的互动氛围;发表系列古今中外的文论文章,伴以应聘大学教授职位和作讲座的方式“加持”自身的知名度;以高强度的写作速度打造长篇小说出版的高频度,以文体的谋术营造可持续性出版的创作效应,推动长篇小说的销售。这一模式就文本而言,屡试不爽;就作家而言,却值得深思。

摘要：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思想分别从媒介内部和媒介之间两个方面给出了技术演化路径,表现出构建技术符号学的努力。从媒介内部演化来看,技术发展经历“玩具-镜子-艺术”三个阶段;从媒介间发展来看,技术演化遵循补偿性媒介和人性化趋势两大线路。技术即符号,通过对莱文森媒介理论的符号学演绎得出:技术就是在“新奇”和“震惊经验”的刺激下,处于动态三元关系中的符号;媒介演进的补偿性和人性化趋势,实质上就是符号在元语言能力作用下的无限衍义。符号学对于广义符号文本的关注,使得技术研究更多地关照到符号环境,这是对莱文森媒介理论研究初衷的回归,利用符号学方法演绎技术演化路径,也是对莱文森媒介理论的延伸与发展。

摘要：川剧《草鞋县令》是一部深刻的作品,具有审美和思想哲理的双重示范价值。这部作品的创造与接受,是创作者和欣赏者的艺术之修,也是人生之修。全剧的现代性和时代性,不仅体现在艺术的创造性与创新性方面,更体现在其契合时代精神的同时,注入戏曲本体性的审美因子,注入现代启蒙价值和中国传统人文哲思。如此大格局的作品,又始终立足川剧艺术生态,扎根生态母体,坚守生态本体,展望新生态,推动川剧生态的前进,为生态新芽提供剧目保障,为都市川剧和现代川剧打造范本。该剧的成功,不在于获得若干奖项,而在于为川剧的振兴,为川剧生态的维系和延续,进行了积极的总结,提供了相当的启示。

摘要：郭沫若的散文创作展示的是自己丰富复杂的人生阅历、生活体验,这种从内容到体式上的丰富才是大文学格局下的现代散文的本来形态,“散文气质”是郭沫若全部写作的主要特征;“热烈奔放的心”则让郭沫若三四十年代的艺术散文的创作显示了现代小品文的另外一种可能,虽然它们并非完美无瑕;郭沫若散文创作中规模最大也最独特的部分是他的自传性文学,在这一类作品中他所展示的思想、情感及个性具有长久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