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不仅需要“走出去”传播得广,更需要“走进去”传播得深。然而学术界尚未重视“翻译变异”在“走出去”传播得广、“走进去”传播得深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变异学理论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和文明互鉴的交流。文化的固有差异与文明的异质性决定了翻译过程中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翻译变异就没有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学经典的形成。通过对“龙”这一中国符号的英译变异现象、《赵氏孤儿》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变异过程、《红楼梦》与《西游记》在异域语境中的多元变异,以及中国古典诗歌如何在英美意象派诗歌中变异,实现“文学他国化”等实例的考察,可以证实民族文学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翻译的忠实度并非衡量其成效的唯一标尺,尊重文明异质性产生的变异反而能有效地拓展其国际传播的覆盖范围与影响力和传播深度。中华文化基因中的变异智慧,恰恰可以在翻译变异中得以释放,助力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的丰富与创新。

摘要：在当今国际格局下,如何建立中国话语与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界面临的一大难题。长久以来,文明话语中都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文明观输出的话语权长期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文明史对中国的叙述常常存在歪曲、偏离史实的问题。西方话语霸权具体体现在各学科内部,使许多人文社会学科都面临“失语”的窘境。针对这一现象,提出“重写文明史”与“重写文学史”的号召。从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史实出发,尊重文明多元化与异质性,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写文明史,重塑文明观,进而重写学科史,重写文学史。通过反思学科话语问题,发掘传统文化中独特的话语言说方式,重新建构学科话语。用中国话语发出中国声音,共同建设文明新话语是重写文明史、重写学科史的要旨所在。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认为世界上一切文艺都来自古希腊。而古希腊本身是像智慧女神一样从奥林匹亚的宙斯的头脑里突然产生的,是来自自己内部的。实际上,世界文艺并非起源于古希腊,人类文明互鉴与交流的史实说明,世界文学艺术最早起源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是目前已知世界最古老的英雄史诗,比古希腊史诗(公元前8—前6世纪)要早上千年!中外学者“言必称希腊”的文艺起源观是错误的,必须批判和纠正。全球范围之所以产生“言必称希腊”,是长久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泛滥的结果,这直接导致东方的文艺史被曲解、被贬低,直接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不自信与“失语症”。在如今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际,中国学者是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重新书写客观公正的人类文明史与人类艺术史。

摘要：学界历来对“东方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与内涵看法不一,其研究范围明显呈现广义与狭义之分,其内涵在学科范式与研究对象之间徘徊,但宗旨始终立足东方,聚焦东方自身的文学与文化比较,以此打破国际比较文学界陷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僵局。近年,国内学界积极进行跨文明东西文学与文论比较,同时掀起一股东方研究热潮,要求回到“东方”,还原“东方”。在文明互鉴视野下,“东方比较文学”对于建立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国际性的比较文学学科,意义重大,甚至其研究范围还可有所拓展,其中一个拓展方向即为东方文艺理论比较研究。重新审视“东方比较文学”,阐释其内涵,进而思考当下比较文学研究与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东方”问题,是本文的旨归所在。

摘要：中国艺术表现讲究通过"象"营造超越形式的"意象"艺术世界。无论是中国古代文论通过"立象尽意"以达到"象外之象"的审美境界,还是书论中的"神彩"论认为"书之妙道,神彩为上",抑或画论中的"传神"论主张"以形写神",均追求超越"象"与语言之外的意境。西方则持语言本体论,无论是列维-斯特劳斯主张艺术乃符号,抑或是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本身就是诗,在真理的显现在于语言或深层结构这一认识上达成共识。中西方在艺术表现这一话语言说方式上存在本质差异,正是这种差异造就中西方不同的审美意识。

摘要：现有学科理论无法有效论证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和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归属比较文学,没有回应“阐释为什么是一种比较”这个重要问题。中国台湾学派阐发研究虽然对此展开了话语建构,但是他们侧重寻同,淡化阐释变异。比较文学阐释学是对阐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进一步传承创新,主要以文明互鉴与世界文学多样性为基本立场,重点研究文本的横向阐释变异,从差异对话角度构建以阐释为特征的“不比较之比较”视域,并拓展为六个实践路径。它与学科历史和当今国际学术前沿生成逻辑勾连,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进一步推进比较文学中国话语建设。

摘要：身为在高校工作40年的一线教师,曹顺庆教授将自己治学与育人的经验简要总结为三点:一是中西贯通,通过在课上课下带领学生背诵古文经典、研读外文原典,打好中西学问根底;二是转益多师,鼓励学生志存高远,探访名家,开拓眼界,继承大师学术风范;三是积极探索,启发学生问题意识,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同时锤炼严谨务实的学风。实践证明,这些治学与育人的方法,有助于培养研究生拔尖人才,实现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推动国家社会进步与文化自信。

摘要：钱锺书《管锥编》作为一个经典学案,却长期难以划归为比较文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只能冠之以“钱锺书风格”。这说明,现有的研究范式体系还不够完善,无法有效解释和涵盖比较文学的实践现象。以此为缘起,我们提出了比较文学阐释学,它是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变异研究等理论基础上创新探构的方法论话语体系,主要以文明互鉴与世界文学的多样性为基本立场,以作品或理论之间的双向阐释为基本方法,通过研究某一文本或理论在跨文明译介传播中产生的横向阐释变异,构建一种以“阐释”为特征的“不比较”之比较视域。从这个角度分析,《管锥编》彰显的就不仅是一种个体化研究风格,而且是归属于比较文学阐释学中的“作品阐释作品”类型,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学理论大国.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观点,中国古代文论博大精深,是世界上三大文论体系(中国、印度、欧洲)之一。①正是这样一个“体大虑周”的文学理论话语,这样一个言说了上千年、与绚烂多姿的中国古代文学相伴相生的文论话语体系,如今却莫名其妙地消亡了:作为理论,中国古代文论非但无法参与现当代文学评论与文论建构,甚至已经无法表述自身。

摘要：在新文科背景下,打破学科专业知识壁垒,推动文科内部专业的深度融合,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将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如何推动学科的理论创新发展,让其更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和学理性成为了新文科建设的重中之重,以文学变异学为理论基础,以变化和变异问题为线索,系统探讨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领域的相关变异现象及其理论学说,不难发现,变异问题在各个学科中普遍存在,而且具有一定的内在统一性。它至少可以作为普朗克所谓的“连续性链条”之一种,贯穿各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这样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和变异的知识链条,可以称之为“广义变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