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隔代探望权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大力支持,但由于缺乏立法层面的认可,法官大多援引基本原则进行自由裁量,权利申请主体、行使方式、中止条件和权利救济等问题缺乏统一定论,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时常发生。需要在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下,通过明确隔代探望权的行使主体和行使方式,细化隔代探望权的中止条件及增设隔代探望权的配套救济制度的方式积极回应社会需求,维护未成年人成长利益和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

摘要：与西方刑事和解起源于少年司法实践不同,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是在刑事司法的现实难题和政治使命背景下,主要作为轻微刑事案件办理机制展开的。它以补偿被害人的物质需求为基本导向,被害人心理修复和加害恢复的目标一定程度上被置之不问。在此框架下展开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独特性被消解了,在政策理念、制度设计、程序结构和标准设定上都与成年人刑事和解无异,呈现为混合/补偿模式。基于此,有必要在考察西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恢复性司法和未成年人司法双重理念为指引,推进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转型,即实现向专门/教化模式的转换。

摘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试点作为我国数十年农村土地改革的一次突破性探索,将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向了新的高潮。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理念促进和催生了关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试点工作的开展。国家拟从政策与法律制度层面加大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宏观性指导。郫县在试点过程中大胆突出制度设计,形成了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并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暂停的法律规范措施,形成特有的试点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试点过程中呈现出诸多法律问题,则凸显法制革新的必要性。

摘要：作为组织型犯罪构成要件之核心的不法行为类型,我国刑法分则中的组织行为具有超越总则规定的特殊意义。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基于行为支配理论将组织行为纳入总则的共同犯罪体系,从而实现“组织行为的正犯行为化”,最终形成了刑法打击组织行为的基本路径。而在我国,“组织犯+组织行为分则化”是我国刑法打击组织行为的基本路径,并呈现出组织行为分则化的扩张倾向。我国刑法的路径选择是建立在充分评价组织行为的危害性与危险性基础上,既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主义、实现刑法保护功能,也体现了制度设计的历史传承性。由于分则条款对组织行为采取的是单一用语下层级化罪状描述模式,应当从逻辑、常识与体系三个维度,围绕其核心涵义实现对个罪中组织行为的个别化解释。

摘要：股东知情权是全面保护股东权利的重要一环,但民事权利所具有的相对性观念和诚实信用原则同样已为法律和现实所确认。公司的股东与公司自身以及董事会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内在的利益冲突。为了减少这种冲突,应当在制度设计中实现股东知情权与公司权利、董事会权利的相互制衡。

摘要：随着2014年量刑规范化的全面实施,量刑规范化改革方案所确立的量刑范式将成为我国刑事司法的常态性机制。总结和回顾量刑规范化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学界提出的量刑实体法与程序法改革并行的思路得到了决策层的认可,尤其是实体法改革方案的内容较大程度吸纳了刑法学界的智力成果;但在程序法改革方案的设计上,并没有采纳部分程序法学者主张的对抗化、独立式量刑程序架构,采取了在不突破我国刑事审判结构基础上设计的职权化、相对独立式的量刑程序架构。尽管面临学界的指责,但从客观效果看,改革的成效比较显著,理应受到肯定和坚持。当然,着眼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一步完善,未来可以在调整实体法方案的适用范围和构建多元化的量刑程序方面走得更远。

摘要：公职律师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定位为党政机关高级、专门法律顾问的公职律师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探索已经渐趋成熟,无论在身份特征、职能定位、法律责任,还是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制度架构都已渐成体系。而制度背后所展现的司法行政部门与政府法制机构关于公职律师的主导权之争、公职律师与社会律师的共生与竞争关系,以及游离于公务员与律师两种身份之间的职业界定都展现了不同制度结构的张力与博弈。未来,应当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体系而非律师制度体系中理顺公职律师的管理机制,应当以公职律师的律师身份优先为考量,完善相关权利责任机制设计。

摘要：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审前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确立是一大进步,但对此只能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一方面,在吸纳现行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合理化内核基础上,新法确认了申请型法律援助制度,有望缓解主要由"无刑诉法可依"导致的申请率低、援助率低、援助效果差的尴尬境地,并可能带来案件量的大幅增加,但相关保障机制的缺乏,也很难让人对新法实施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新法将指定辩护的适用阶段延伸至侦查阶段,确立了审前阶段指定辩护制度,有利于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也可能带来案件量的大幅增加,但由于制度设计是以审判阶段为参照的,导致审前阶段指定辩护操作性较差。因此,未来应当根据审前程序的特质扩大审前阶段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建立法律援助的保障机制和扩充专职法律援助律师队伍,以应对新刑诉法实施带来的冲击。

摘要：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总结,香港政府创设了以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为载体的新型纠纷解决机制。新机制主要用于解决金融消费纠纷,即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因为金融商品或者金融服务引发的纠纷。在制度设计方面,新机制充分体现了公平、高效等原则,并对金融消费者进行特殊保护。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新机制一方面借鉴了西方金融督察服务机制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另一方面结合香港实践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创新。同一时期,我国内地也开始在金融领域设立和完善各种类型的纠纷解决机制,但对比而言,内地纠纷解决机制未对金融消费纠纷给予足够重视且缺乏整体规划,可以考虑在借鉴香港经验的基础上,对现行机制加以完善。

摘要：目前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分担主要存在法律规定不完善、理论研究有误区、司法实践有困难等问题。结合比较法上的优秀立法例,符合我国实际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分担规则设计方案应包括道路交通事故数人侵权、受害人过错和受害人过错参与数人侵权责任分担三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