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艺术赋能乡村”是中国当下乡村振兴事业中的热词,也是艺术家实施乡村艺术项目的首选口号。然而,通观学界先行研究,却始终未对这一论题的理论来源、逻辑理路和实践基础加以探究。本文以递进的方式讨论三个基本问题:“赋能说”的原义与演化、“艺术赋能”行动的方法与路径、“艺术赋能乡村”的文脉与旨归,并力求通过理论线索的梳爬,推动该论域的批判性及创新性思考。

摘要：当今世界面临生态危机和生物多样性危机,这些危机与人类的作为密切关联。当代人类学研究面对“三生危机”(生态危机、生物危机和生命危机)表现出独特的三个面向(面向远古、面向当代和面向未来)和三种意识(怀旧情结、反思情怀和忧患意识),呈现出人类学独特的学科理念与范式形态。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称为“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包含着鲜明的生命意象,与“活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相得益彰。也就是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脉相嵌着“生命农学”的深深痕迹。邻国日本在进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也极其重视这一主题,可为参照。当下我国正在进行乡村振兴战略,而保护文化遗产,特别是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行并举。中华农耕文明中“天时-地利-物候”的农学基因生动表明了这种生命意象。同时,作为传统的耕读传家的活态遗产的重要纽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传承的中国特色。遗憾的是,我国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理讨论中,鲜见“农学”身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失。

摘要：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造就了乡土社会,乡土社会建构了社稷国家,这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园遗产。家园遗产包含着四种“家”的层次结构,即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家庭,以宗族为纽带的扩大家族,以自然生态为背景的村落家园,以及以民族为主导性认同的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复合性“家”的共同体。中国当下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在保护、继承的基础上,演奏好“家”的四部和声,是关乎到乡村振兴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摘要：民族志是人类学用于学科实践和研究的范式。它的转型和转变也成为学科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具体体现。在古典时代,人类学侧重于人类的原始形貌,“原始(野性)民族志”成了一种代表性类型。现代民族志则以反映客观事实的照相机式的“科学民族志”为标志。阐释人类学以释放主观性为特点的“实验民族志”成为近几十年人类学的代表性范式。近些年来,一种新型人类学范式悄然出现——博物民族志(“多物种民族志”)成为代表。作为新的价值追求,面对当今世界的“生态—生物—生命”危机,致力于建构以“三生话语”为主轴的民族志范式,突出了“边缘形态”的价值。

摘要：文化空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一体,难以拆解。以专业词汇观,“文化空间”与人类学有着特殊关联。作为空间的一种特殊形态,无论是自然地理、政治地理,抑或是人文地理等概念,皆与之有涉。文化空间尤与地方关系密切,二者互为说明。从文化空间与“非遗”的特殊性视域,就二者之关系特性、地方特点、案例特色(南音)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非遗从产生、传承到发展既反映出遗产的文化共性,又呈现出不同地域的多元形态,同时与时空互为表述,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非遗文化时空形制”。

摘要：当下我国正致力于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与学科体系的建构。然而,依笔者之见,在这些相关“建设任务”中,忽略、缺乏或轻视对中华传统文明根基的整体研究,特别是对农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关系重视不够。事实上,中国作为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与农耕文明、农业根脉结合得最为密切,如二十四节气、春节等皆与农耕文明互为一体、相互依存。“天时、地利、人和”作为中华文明的概括性表述之一,其核心价值包含于“道法自然”中以获“利”、以求“和”(二者皆从“禾”),这其中都包蕴着农耕文明的因子。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财产”的一种遗留,与文化人类学存在逻辑关系——不仅是字面上“类同”,更是作为人类文化表述、呈现和延续的一种“存在形态”。因此,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单列”类型的产生,在知识形制、方法论方面就与民俗学、人类学存在密切的关系。

摘要：“味道”作为一个日常生活范畴,勾连着生存与审美双重向度,承载着中国人的生命哲学和审美理想一一相比于西方的视觉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传统,中国人对味觉的偏重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在世态度。而“味-道”之间有“象”,体现的更是中国人认知世界、体悟“道/理”,进而经验人生万物的别种路径。重新打开“味道”话语的褶皱,在文学、哲学、美学、史学、人类学等不同维度敬开它丰富的思想空间,不仅可为中国文化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同时,对“味道”这样一个常识概念的重审,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理解那些日常生活所积淀的恒久、坚实、朴素的道理。

摘要：民族志是人类学用于学科实践和研究的范式。它的转型和转变也成为学科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具体体现。在古典时代,人类学侧重于人类的原始形貌,“原始(野性)民族志”成了一种代表性类型。现代民族志则以反映客观事实的照相机式的“科学民族志”为标志。阐释人类学以释放主观性为特点的“实验民族志”成为近几十年人类学的代表性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