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命观"作为中国传统的生命观,始终贯彻着"天人合一"的道理,以突出"天""天道"的崇高性。同时,"命运"又将"命"的恒久与"运"的时变辩证统一,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宇宙观、时空观的践行法则。中国的"天命"是三维的,与西方的"二元对峙"的分析法迥异。"天命观"一方面包含着形而上的玄义,另一方面又功能性地落实在了以家族为单位,以世系亲属为纽带的传承制度中。

摘要：学术界对于藉田礼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却鲜见从人类学仪式理论切入的研究。中国古代的藉田礼作为天子亲耕的代表性礼仪,自周代开始一直沿革至清代。“天子”因“王土”而重社稷,祭先农仪式已经成为“国之大事”。作为一种特殊的礼仪,藉田礼不仅成为“礼仪之邦”的有机部分,亦是农业伦理中的一个典范性仪表。

摘要：“耕读传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作为“家园遗产”的重要形制,其中包含着特殊的农耕文明的因子。在这些文化因子中,历史性地存在着几种矛盾与悖论。今天,我国正在推行乡村振兴战略,文化上需要使耕读传统得以“回归”;同时,对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中的矛盾与悖论,需要进行厘清与辨析,使其“弥合”;进而对其进行选择性“传承”;使之成为“新耕读传统”,以更加符合新语境下的文化遗产传承机理与机制。

摘要："原始"已是一个不易言说的概念,"原始艺术"则更加难以周延圆满地辨析。人类学这一门学科恰巧与之结伴而行,并成为对待这一问题的行家里手。艺术遗产的研究显然无法与之撇开干系。从人类学的角度来透视艺术遗产,不仅可以建立更具学理性的认知逻辑,同时,可以借鉴相关的知识传统,借助民族志的方法,在新的语境中去重新发现"原始艺术"的魅力。

摘要：人生与人死皆不可违背。生死两界在艺术遗产中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生命话题。中国的丧葬文化遵循"死事若生事"的主旨,形成了独特的墓葬艺术的表现形制,树碑立传既是活人对逝者的盖棺论定,也是文化传承之垂范,而这些无不在地下得到保存和反映。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我国地上的遗存大半被毁,地下反而相对完整地为我们留下了一笔难得的艺术遗产,弥足珍贵。

摘要：面具伴随着人类的步履一路历经沧桑,从神话时代走到今天。面具之制一直是人类学关涉的重要领域,而"面具"中的普世性与多样性相兼相融,形成了事实上所谓的"悖论的普世价值",因为最后的"普世性"一定来自于"多样性"。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的《面具之道》,无意之中将中国的"道"(言说、原理)嵌入其建构之作。面具的特性由文化属性所决定。在中国,对于面具文化的讨论,学术界引入"傩"与"萨满"的不同概念,值得深度探讨。而面具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贵州安顺的地戏一直是学者们所热衷考察的对象。"面具之声"总在讲述"面具之道"。面具各有声音,也各自成道,生命之树所以长青。

摘要：在传统的中华农耕文明历史进程中,农具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一次农具的革命和革新,都会带动农业的发展甚至革命,因为农具的革新能够直接推动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中国传统的农具特色鲜明、历史悠久,经学家的注疏,使得农具的传袭承载着更深厚的文化负重。耒耜作为农具之始祖的意义也因此变得繁缛,不少内容早已超出了器具的范畴和边界,而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构成。对农具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农具史的视域。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视角对我国农具进行探讨,就教于专家、学者。

摘要：我国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鉴于当前城镇化所面临的问题,笔者再一次率队走访江村,重走费先生一生致力乡土研究中最重要的那一隅土地。我们深信,费先生对江村等村落的调研,以及他所孜孜以求的乡土社会智慧、能动性和创新性,对当下的乡村振兴具有特别的借鉴价值,对于某些"认知偏差",即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的策动力源于城市,具有矫正作用。我国自古以农为本,却何以造成"农贫",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费孝通这位中国"乡土之子"穷其毕生的探索精神,值得我们景仰;他总结的"乡土之道"分外值得重视。

摘要：广场作为政治景观与国家的属性保持着某种关联,西方国家的原生形态来自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雅典的卫城即为典型代表。其空间形制不仅是西方现代国家形态的原型,也是"政治"的原型。我国的政治来源于"农正"(政),三农为本。我国传统的乡会庙台的民俗构成了乡土社会自治政治的独特景观。

摘要：在现代旅游活动中,旅游纪念品成为游客与东道主之间一种以"物"为媒介的关系纽带。而在民族旅游诸事务中,民族旅游纪念品成为众多因素和复杂关系附丽的"物品"。人类学对物的民族志研究以及所形成的知识谱系,在分析"特定物"方面具有范式意义。其中民族志对"物"所秉持的原则值得特别提示:有些东西可以赠送,有些东西可以出售,而有些东西不可赠送、不可出售,必须保留。民族旅游纪念品包含着以"民族"作为装饰的旅游纪念品的意义,关系繁杂,需要细致地加以厘清,谨慎地加以对待。